宏觀歷史學家……關注千百萬人生活的大規模變遷——其中有些變化是同時代的文
獻資料根本沒有注意到的。提出與回答問題支配著宏觀歷史學家所能發現的東西……
（而且）使宏觀歷史學具有意義。……通過提出與人類交互行動的地理範圍相吻合的問
題……就會從過去中提煉出真正的模式，而這些模式是只對世界某一部分感興趣的歷史
學家所捕捉不到的。這就是為什麼歷史的真實會隨著歷史考察範圍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
的方面。
威廉﹒麥克尼爾
現在應該對我們的研究做出一些結論，並指出其中的某些理論意義。我們比較容易
根據本書的論證得出一個結論：一些被廣泛接受的理論命題或假定不能得到史料的支持。
但是，開始尋找出這種論證對於建立另外的理論命題的意義，就比較困難了。
我們的結論會造成雙重的打擊。否定這些被廣泛接受的理論命題的史料十分豐富，
而且極其全面，因此會從實證方面完全推翻這些命題。但是，這些命題構成了19世紀和
20世紀社會理論的基礎與核心。因此，揭示出這些命題本身就經不起檢驗這一事實，也
就摧毀了這種理論的歷史實證基礎。因此，這種「理論」就會暴露出不過是歐洲中心論
的意識形態的面目。由於這種意識形態一直被用於「辯護」和支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因此證明這些命題的虛假性也就會使這個歐洲中心論是帝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這最後一章，我們將一件件地剝掉這個歐洲中心論皇帝的外衣。結論的理論意義至少
也是雙重的。一個意義是，我們需要建構更符合實際證據的新社會理論。另一個相關的
意義是，我們在建構這種理論時至少應部分地通過分析歷史證據而進行歸納。因此，我
們還需要考察歷史證據可能對於另外一種更現實的社會理論有什麼意義。但是，在此我
們只能先來探討它對於建構一個更整體性的全球社會理論的意義。反對進行這種考察和
探討的人可能會指責說，這不過是一種循環論證。就算是這樣吧。1．歷史研究的結論：
歐洲中心論皇帝沒穿衣服
（1）亞細亞生產方式
佩裡﹒安德森（1974：548）主張給「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舉行一個它理
應得到的體面葬禮」。他是太溫文爾雅了，因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甚至幾乎不值得他這樣
禮遇。我們無須深入考察這個概念的爭議史就能明白，它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幾乎是無稽
之談。我說「從一開始」，是因為在「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發明出來之前，世人就已
經知道真實的世界根本不是那樣的。本書中援引的各種言論證明，甚至在歐洲人們也知
道埃及、西亞、南亞和東亞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進展。1776年，亞當﹒斯密
證明，根據各種報道，中國和印度甚至在技術方面也領先於歐洲。那麼他為什麼還說中
國似乎在五個世紀裡沒有變化？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句話
就意味著中國早就如此發達，歐洲甚至發展了五個世紀還追不上。實際上，中國當時還
要更發達，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它的經濟還在擴張和發展。亞洲大部分地區也是如此。
我們已經指出，亞洲根本沒有「停滯」，人口、生產和貿易都在迅速擴張；經濟和金融
制度促成或至少允許這種擴張。
因此，馬克思把中國描繪成「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是絕對沒有事實依
據的。他所謂的流行於印度、波斯、埃及等地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觀點也是如此。正如
蒂貝布（1990）尖銳地指出的，這不過是「塗成紅顏色的東方學」。馬克思主張：「大
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
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種說法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虛構，根本沒有事實依據或科學
依據。從來就沒有過這樣的一些時代。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直
線階段性轉變的概念，無論這種轉變是「社會的」還是世界範圍的，不過是轉移人們對
真實歷史進程的注意力，而真實的歷史進程是世界範圍的，但在橫向上是整體性的，在
縱向上是周期性的。
遺憾的是，「馬克思所做的亞洲分析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整個分析過程的一個組
成部分，他通過這種分析建構自己的資本主義理論」（Brook 1989：6）。「東方學對
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觀念：與西方社會不同，伊斯蘭（及其他
東方）文明是靜止的，是被自身的神聖習俗、道德法規和宗教律令封閉起來的」
（Turne 1986：6）。因此，馬克思的整個「資本主義理論」有兩方面的致命缺陷，一
方面是他L歐洲中心論制造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樣歐洲中心論的斷
言：歐洲是不一樣的，在那裡發生的事情應該從那裡起源。我們已經看到，歐洲實際上
並沒有發生這種事情——更談不上是因為任何所謂的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歷
史進程是世界範圍的，囊括了全世界，也包括歐洲。
在伊斯拉莫格魯一伊南（198）主編的《奧斯曼帝國與世界經濟沖，她與幾位撰稿
者對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進行了另外一種嚴肅的理論和實證批判。該書顯示，無論是牽
強附會地論證這個武斷的概念，還是逃避這個概念，這些盲從的、甚至反叛的努力都不
能幫助和擴展撰稿者對史料的分析，而是會阻礙和扭曲扭這種分析。她的這部著作還生
動地顯示，不僅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概念以及沃勒斯
坦的以歐洲為基礎的「現代世界體系」概念、奧斯曼帝國或亞洲其他地區『被並入」該
體系的觀念，對人們的思想有多大的束縛。
（2）歐洲特殊論
基於六個相關的理由，我們必須駁斥這種所謂的歐洲特殊論。
首先，亞非東方學和歐洲特殊論的各種論點從經驗和描述上歪曲了亞洲的經濟和社
會情況。正如我們對亞洲參與世界經濟情況的考察所表明的，不僅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
式和東方專制主義，而且那些所謂的亞洲非理性和反對追逐利潤的特徵以及前商業和產
業資本主義特徵的種種說法，都是不著邊際的天的放矢。歷史上，亞非的經濟和金融發
展及相關制度不僅達到了歐洲標準。而且在1400年時超過了歐洲，在1750年時依然超過
歐洲，甚至到1800年還高於歐洲。
其次，從1400年到至少1600年的幾個世紀裡，甚至更早的時間，歐洲毫無『特深』
之處可言，除非說歐洲在地圖上占有「格外」邊緣性限遙遠的半島＆置，因而也相應地
在世界經濟中扮演一個次要的角色。它由此而具有了某種「落後的優勢」
（Gerschenkron 1962）。正如霍奇森（199）在40年前就警告過的和布勞特（1993a，
1997）近年所明確論證的，那些所謂歐洲「優越」的特殊論沒有一種經得起歐洲的史實
還是其他地方的史實的檢驗。因此，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幾乎所有
公認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也都從經驗上和理論上曲解了歐洲參與世界經濟的活動和歐洲
經濟發展中的真正關鍵因素。他們的歷史研究和社會理論無論帶有什麼政治色彩或政治
意圖，也都與托尼、湯因比、波拉尼、帕森斯和羅斯托的歷史研究與社會理論一樣，沒
有他們所宣稱的那種歷史依據。正如亞洲不是死氣沉沉、墨守成規的，歐洲也不是完全
憑借自己的力量把自己舉起來的。
第三，這種比較方法本身不僅缺乏充分的整體意識，而且在具體研究上張冠李戴、
牽強附會。最糟的情況是，武斷地把某些「特徵」宣佈為根本性的（對於什麼是根本性
的？），而且是別的地方都沒有，只有歐洲有。馬克思的分析也屬於這些有致命缺陷的
分析之列。最好的情況是，西方的學者（遺憾的是也包括一些來自亞洲和其他地方的學
者）把「西方的」文明、文化、社會、政治、經濟、技術、軍事、地理、氣候等方面的
「特徵」——總之，種族「特徵」——與「東方的」相應「特徵」加以比較，發現按照
這種或那種（歐洲中心論的）標準，後者總是缺少什麼。在經典作家中，韋伯在比較這
些因素方面作出了最重大的貢獻，尤其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東方的「神聖習俗、道德法規
和宗教律令」的觀點作了精細的修飾。他的許多追隨者進一步用更具體的描述豐富了這
種比較研究。即使這些比較在經驗上是準確的——我們已經看到它們大多並不準確——
它們也還是有兩大弱點：一是如何解釋被比較的所謂重要因素；另一缺陷是為什麼首先
——和最終——要比較這些特徵或因素。究竟挑選哪些特徵或因素來加以比較，是基於
一個明確的或不言而喻的先驗決定：歐洲的特徵是重要的、獨特的，因此也是值得與其
他地方的特徵進行比較的。我們下面將依次考察這些決定與不言而喻的選擇。
第四，有一種有時明確、但更經常是不言而喻的假定：生產。積累、交換和分配等
等的制度基礎和機制及其功能運作，是由「傳統的」歷史遺產和當地的、民族的或地區
的發展決定的。這種「分析」甚至從未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這些因素是該地、該民族
或該地區對參與一個統一的世界範圍的經濟體系和進程所作出的回應。但是，正如我們
所堅持和論證的，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各地的積累、生產、分配以及它們的制度形
式實際上是適應和反映它們共同的相互依存關係。諸如霍爾木茲和馬六甲這樣的商品集
散中心以及其他大多數港口和陸路中心的制度形式和活力當然取決於它們擴大還是縮小
參與世界經濟的程度。但是，在它們身後進行生產和商業活動的內地也是如此。我對
1520－1630年墨西哥農業的研究就顯示，招募和組織勞動力的一系列制度形式乃是當地
對世界經濟周期變動所作出的回應（Fran 1979）。在本書第2．3、4章，我們已經看到
孟加拉邊疆（Eaton 1993）、中國南方（Marks 1997a）、東南亞（Lieberman1995）和
奧斯曼帝國（Islamoglu－Inan 1987）類似的制度調適和發展。甚至相關的「文明」或
「文化」的變量也不是那麼具有決定性或獨立性，因為它們本身也是由世界範圍的經濟
結構與進程衍生出來的，並且依附於這種經濟結構與進程。那些主要從當地、民族或地
區的所謂文化因素或階級因素來說明或解釋當地的發展的嘗試都是坐井觀天。它們忽視
了最基本的世界經濟海洋的變化，而當地的變化往往只是表面的波浪和現象。總之，僅
僅和主要基於當地原有條件來說明當地的發展特徵和因素，而不考慮它們在世界經濟／
體系中的功能，只會導致忽視真正令人滿意的解釋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
因此，我的第五點反駁是，即使是最好的比較研究也違背了整體主義的基本要求，
因為它們沒有研究全球整體和世界經濟／體系，不是從全球整體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引
申出需要比較的因素。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建構一個關於這種全球經濟和世界體系及其
運作和轉變的整體主義的理論和分析，因為全球經濟和世界體系及其運作和轉變塑造了
那些制度形式本身。我們確實需要這樣一種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土耳其雜誌《Metu》
1995年專門討論研究歐洲史的新方法。這一期雜誌可以成為一個生動的反例。該期雜誌
刊登了約翰﹒霍爾的倍於「西方的興起」的理論解釋》以及一組土耳其學者的評論。霍
爾（1995：231－232）承認自己「頗為得意」，因為自己「能夠（對西方的興起）提出
一個全新的說明」，「將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解決馬克斯﹒韋伯的問題」。他首先考察了
中國，並簡略地提到伊斯蘭世界和信奉印度教與佛教的印度。他還是像原先（Hall
1985）那樣，強調這些地區相對於歐洲的短處。他認為，中國的經濟之所以不發展是因
為帝國制度，印度是因為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伊斯蘭世界是因為游牧民族的部落文化；
這些地區都沒有歐洲的那種獨特的國家與國際體系。這樣，霍爾不過是兜了一個新圈子，
又回到了陳舊的歐洲特殊論。一位土耳其學者把自己的評論稱作「更像是為霍爾先生辯
護」。他說：「我認為，大多數反對意見本身是緣於某種誤解。」遺憾的是，他的土耳
其同行的「反對意見」僅僅駁斥了霍爾的歐洲特殊論和實證比較的一部分。他們自己沒
有提供別的解釋，甚至根本沒有提出一種整體主義的思路，而只有整體主義的思路才能
在統一的世界體系中對歐洲人和奧斯曼人加以比較，而且把二者聯繫起來。我們在此只
是剛剛開始做這項工作！最後，「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比較研究就已經因它們
對所比較的特徵或因素所做的選擇而變得沒有價值了，除非這種選擇本身是出自對整個
世界經濟／體系的研究。但事實上不是這樣。事實上，對所比較的特徵或因素的選擇只
是出自對世界某一部分的關注，這一部分或者是英國，或者是歐洲、西方，或者是其他
什麼地方。也就是說，從馬克思和韋伯到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這種研究只是借助歐洲
的路燈，牽強附會地用放大鏡、甚至顯微鏡來尋找需要解釋的東西。而真正的任務應該
是首先用望遠鏡來獲得一個全球整體及其世界經濟／體系的整體圖像。只有那樣才能揭
示我們需要用放大鏡來極其小心地觀察的消極特徵或積極因素。我們在本章第二部分討
論理論意義時再來談這項任務。現在我們先來得出一些木應該做什麼的結論，因為如果
做了這些不該做的事情就會妨礙我們「如其實際」地從全球整體觀察歷史。（3）究竟
是歐洲的世界體系還是全球經濟？
與布羅代爾、沃勒斯坦以及許多人的錯誤說法相反，我們的研究也必然導致一個結
論：近代早期的歷史不是由一個歐洲的世界體系的擴張塑造的，而是由一個早就運轉著
的世界經濟塑造的，我以前就論證過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模式與理論是如何與他們自
己的論證和分析自相矛盾的（Frank 1994，1995）。本書所作的歷史回顧具有更強大的
說服力：第2章顯示了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是如何通過環環相連的貿易關係和貿易（不）
平衡而運作的；第3章顯示了金錢是如何通過一個流通體系走遍世界並且轉動了世界；
第4章不僅顯示亞洲在這個全球經濟中占據著優勢，而且證明亞洲的技術和經濟制度及
經濟進程是由世界經濟本身衍生出來的，並且適應著世界經濟；第5章顯示了共同的周
期性進程和其他進程同時普遍地決定著世界各地相距遙遠但彼此相連的經濟、地區和政
體的興衰命運；第6章致力於分析這些聯繫本身的結構與轉變是如何造成了相互關聯的
「東方的衰落」與「西方的興趣』。因此，只有愚蠢而自負的歐洲中心論才試圖在一種
「民族」經濟或「民族」社會的框架裡，或渴望僅僅用一個「歐洲的世界體系」來說明
或解釋這些事件、進程或它們之間的聯繫。
因此，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也是不可能被塞進沃勒斯坦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
世界體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ヾ結構的，因為全球範圍的世界經濟／體系沒有單一中心，
至多有一個中心的等級結構，中國很可能處於這個結構的頂端。因此，儘管在地區內或
某些地區間有某種中心一邊睡關係，但也很難確認有一個由中心一邊睡關係構成的單一
中心結構。是否有沃勒斯坦所謂的「半邊睡」，很值得懷疑；而且它們究竟指的是什麼，
也一直也沒有說清楚。
但是，如果因此斷言實際上根本沒有這種（整體的）世界經濟／體系，那麼這種反
駁意見也是不可接受的。相反，顯然曾經存在著一個世界經濟／體系，而且實際上只有
一個。它具有一種全球的勞動分工和商業金融聯繫，尤其是通過世界範圍的通貨市場。
另外，這個世界經濟／體系顯然也有一個全球性的結構和運動，很值得更深入地研究。
因此，這個關於全球經濟的第三點結論不僅與史實相吻合，也與前兩點結論前後一致。
（4）1500年：連續還是斷裂？
另外一個必然引申出來的結論是：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所謂以1500年為界的前後之間
的斷裂。歷史學家往往認為，『世界」歷史在1500年出現了一個斷裂。儘管本特利
（199）提出了新建議，主張不應僅僅根據歐洲進程，而應根據世界範圍的進程對世界
歷史「進行分期」，但是他依然把1500年定為最近一個時期的開端。迄今為止幾代歐洲
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都確認這種斷裂。世界體系理論家，如沃勒斯坦（1974）、桑德
森（1995）以及蔡斯一鄧思和霍爾（1997）也都如此。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觀點早就
體現了所謂1500年前後有一個明顯的斷裂的說法。他們把1492年和1498年定為人類歷史
上最重要的年份。也許這兩個年份對於新世界的人來說確實如此，間接地對於歐洲人來
說也是如此。但是，布羅代爾（1992：57）駁斥了沃勒斯坦關於歐洲這個時候發生斷裂
的說法，認為，至少從1300年，甚至從1100年以來歐洲保持著連續性。
誠然，甚至沃勒斯坦（199）也提到一個得到公認的觀點：1050－1250年的擴張的
「A」階段之後是1250－1450年的收縮的「B」階段，然後又是一個從1450年到1640年的
「延長的16世紀」的擴張的「A」階段。但是，我們在前面的論證顯示，這個延長的擴
張階段早在1400年以前就在亞洲許多地區已經開始了，而且在這些地區至少持續到1750
年。沃勒斯坦所說的歐洲的「延長的16世紀』大概是這次世界經濟擴張的一種更晚的和
更短暫的表現。實際上，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航海活動大概應被視為這次世界性經濟擴
張的表現，當時歐洲人渴望到亞洲加入這次經濟擴張。因此，與所謂的斷裂或新開端相
比，貫通1500年前後的連續性無論在實際中還是在理論上都更為重要得多。
因此，我認為，通常那種把近代早期和現代歷史視為一次重大歷史斷裂的結果或預
兆的論點是不確切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各種流行的斷裂說法不僅無助於，而且大大妨
礙了人們理解真實的世界歷史進程和當代現實。這些引人誤入歧途的說法表現為各種各
樣的形式，其中包括「資本主義的誕生」、「西方的興起」、「亞洲被並入歐洲的世界
經濟』等等，更不用說所謂西方的「理性主義」和「文明使命」了。我傾向於贊成別的
地方的另外一些人的哲學思考：近現代歷史是不是直線「進步」或其他方式的「進步」
的載體或體現？
這裡，我傾向於反思和質疑這樣一些概念與術語在歐洲和亞洲的科學根據和分析效
用：表述時間（時代）的概念，如「原始資本主義』域「原工業化」；相關的『微量」
概念，如「小型資本主義」、「半封建主義」或「原始社會主義」等。對於在世界不同
地點、不同時間這些類型之間的轉變進行無休止的爭論，不過是鑽進了死胡同。只有研
究唯一的整體世界（體系）的持續結構和運動，才能闡明世界（體系的）任何部分，無
論是歐洲、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等等的「發展」、「興起』域「衰落」的來龍去
脈。
（5）資本主義？
自馬克思以來，布羅代爾（1982：54）所說的那種把1500年定為與過去決裂的新開
端的「執迷」主要出自這樣一種觀念：這個新開端引進了一種嶄新的、前所未有的、至
少是原先從未占據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當然是從馬克思和桑巴特到韋
伯和托尼的觀念，也得到與他們同時代的信徒的贊同。這也是從沃勒斯坦（1974）和弗
蘭克（1978a）到桑德森（1995）以及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7）等世界體系理論家的
觀念。甚至阿明（1991）和市勞特（1993，1997）對歐洲中心論進行激烈的批判時，也
沒有拋棄把1500年當作從歐洲起源的（和由歐洲體現的）資本主義新時代的破曉時刻的
說法。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者。韋伯主義者、波拉尼主義者以及世界體系理論家，更不
用說大多數「經濟」史學者和其他歷史學家，都不敢冒犯資本主義這頭神牛及其所謂的
極其獨特的「生產方式」。
因此，哪怕是僅僅主張或許這種信念允許甚至應該接受質疑，就已經會被當作不可
容忍的異端而受到批駁了。因為我們以前已經徒勞地宣揚過這種異端思想（Frank
199la，b，Frankand Gills 1993），所以在這裡也不想再作進一步的論證。我們只是
想指出，能夠支持上述四個結論的那些論證，也包含著對「資本主義」概念的質疑。這
四個結論否定了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否定了歐洲特殊論，但肯定了有一個世界經濟
的存在，肯定了貫穿1500年前後的連續性。但是，世界體系理論家和布勞特接受前兩個
否定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歐洲特殊論的結論，但反對後兩個結論（即肯定一個全球經濟的
連續性和否定1500年的斷裂）。布勞特也否定1500年前後有斷裂，而且實際上承認有一
個全球經濟，即使並不能把這種全球經濟塞進他提出的「歐洲的世界經濟」模式。但是，
這四個結論必然至少導致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概念本身及其所謂的從歐洲傳播
到世界各地的意義的質疑。實際上，這四個結論對各種「生產方式』（當然包括「封建
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義及它們之間的所謂「過渡」提出了質疑。首先，這些概
念是由狹窄的「社會」』或「民族」的眼界產生出來的。然後。這種公認的思維方式繼
續使我們的注意力偏離更重大世界體系的結構和進程。而這些結構和進程所造成的組織
形式被指鹿為馬地命名為「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正如我們指出的，不僅根本不存在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直
線「進步」，而且在任何一個社會裡，更不用說整個世界社會，過去和現在都混合著各
種生產關係。許多不同的生產關係「提供」了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產品。但是，從來不
是哪一種生產關係，更不是哪一種「生產方式」決定了某種生產者的成功與失敗。相反，
世界市場的競爭壓力和變動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決定著生產關係的選擇和調適。
人們不斷地討論著非資本主義階段、前資本主義階段、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
義的興盛階段、資本主義的全盛階段、資本主義的衰落階段、後資本主義階段以及資本
主義的量與質等等。這種討論把我們引入歧途，使我們不去分析真實的世界。本書第1
章提到最近的一個例子；蓋茨在《中國的原動力》一書中出色地考察了一千年的商業精
神與家長制之間的關係。但是她堅持使用「納貢生產方式與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
有關它們之間不協調關係的概念，結果反而阻礙了她對真實世界的各種問題的分析。
第1章中對范贊登的「商業資本主義」的考察也批駁了這樣一種論點：這種『滿業
資本主義」乃是各種「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一種獨特的「生產方式的聯結」，利
用了「世界經濟」「體系外」的勞動和「世界市場」內的其他要素。但是，這場討論有
一個方面雖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很能說明問題：不管討論者支持哪一方，他們都反覆使
用上述（帶引號的）的術語。而且他們在使用這些術語時都不加引號，這是因為他們基
本上對被這些術語所排斥的東西有一致的意見。而且，范贊登等人甚至列舉出其中的一
些：西非和東亞的奴隸、農民以及在家裡從事茅舍工業的人（va Zanden 1997：260）。
在這場討論以及所涉及的文獻中，這些生產者乃至商人都不在討論之內：「眾所周知，
荷蘭共和國變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市場」；因此「阿姆斯特丹既是世界貿易的中央倉庫，
又是歐洲的世界經濟控制站的主要金融和資本市場」。當然，在真實的世界經濟中，阿
姆斯特丹與荷蘭根本不是這種情況。但是對於這些討論「生產方式」的學者來說，真實
的世界經濟——阿姆斯特丹不過是它的一個偏遠港口——並不存在。
誠然，沃勒斯坦（1997：244）甚至出面干涉，強調說：「我們不要在分析單位上
爭執不休了！」但是，這場討論的要害問題恰恰是分析單位。這個分析單位就是這些討
論者視而不見的整個世界經濟，而不是他們關注的那個小小的歐洲世界經濟。我們發現，
關於「生產方式」的整個討論不僅僅是毫無意義的閒扯，而且也轉移了人們對真正問題
的關注。這些討論參加者都極力想避開整體主義分析。
因此，最好是徹底拋棄「資本主義」這個死結。我早已多次提出這個主張；喬杜裡
（1990：84）在（歐洲之前的亞洲沖也論證了這一主張：「現代歷史學家對資本主義的
『起源』所作的無休止的探討，無異於煉金術士尋找能夠把破銅爛鐵變成黃金的點金
石。」其實，不僅關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探討，而且關於「資本主義」的存在情況和
意義的探討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拋在腦後，而去探討世界歷史的真實情況。
（6）霸權？
大部分歷史著作、社會「科學」著作和通俗作品都暗含有歐洲和西方支配世界的
「霸權」的概念。近年來從克拉斯納（1983）和基奧恩（Keohene 1983）到莫德爾斯基
和湯普森（198，1996）的國際關係文獻明確地談論政治霸權。沃勒斯坦及其追隨者明
確地談論經濟霸權。我以前就對這種霸權概念的理論價值提出懷疑。本書第2．3、4章
的論證足以埋葬任何宣稱歐洲某一部分或歐洲整體支配（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或文
化霸權具有歷史依據的說法。在本書論述的四個世紀裡，沒有一個經濟體或國家說得上
能夠對整個世界的經濟、政治關係、文化或歷史行使了某種有重大影響的霸權、甚至領
導權。如果說世界經濟曾經具有什麼地區性的生產和商業基礎，那麼這個基礎就在亞洲，
而且是以中國為中心。歐洲實際上完全處於邊緣。
歐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談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麼霸權、甚至行使什麼經濟領導權。16
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或只有100萬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紀的小小的荷蘭，甚至18世
紀的「大」不列顛，肯定都談不上有什麼霸權。這種經濟領導權或政治強權、甚至「均
勢」（例如1648年威斯特發利亞和約之後）的概念本身不過是由「歐洲的世界經濟／體
系」這種近視眼光所產生的幻覺。這是徹頭徹尾的歐洲中心論。有人會說，上面提到的
這些經濟體或國家可能先後是歐洲的或大西洋地區的小經濟池塘中的大魚——這也就意
味著我們貶低哈布斯堡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其他帝國。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歐洲和大
西洋的經濟體及其政體不過是世界經濟的角落。它們甚至在技術方面也沒有發揮什麼重
大的領導作用。在明一清帝國、莫臥爾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薩菲帝國的帝國政治棋局
中，歐洲國家完全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面對這種史實，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和修改這整
個「霸權」概念嗎？
(7)西方的興起與工業革命
那麼西方是怎麼興起的呢？如果說西方或西方的生產方式沒有什麼特殊之處，而且
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權的奢望，那麼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肯定有另外
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況使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們
已經看到，迄今對這個問題所作的大多數探討都不免牽強附會、生拉硬套，因為它們僅
僅在歐洲路燈的光亮下尋找這些因素。但是，既然西方乃是全球世界經濟的一個組成部
分，西方的興起就不可能完全憑借自身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興起」肯定是在世界
經濟之內發生的。因此，僅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個部分來尋找這種興起的原因，是
徒勞無益的。如果說這樣做有什麼「效用」的話，那只能是意識形態的效用，即抬高自
己，貶低別人。
前面六個結論及其所憑借的史實意味著，「西方的興起」這個問題整個需要用新的
概念和表述來重新探討。史實表明，這種探討應該考慮整個世界經濟／體系，而不應僅
僅考慮它的某一部分，無論是英國、歐洲、西方，還是今天的東亞。我知道，如果我同
時指出，許多用來解釋「西方的興起」的歐洲一西方「原因」（無論是單一因素還是復
合因素）與史實不符，那麼我會被指責為循環論證。但是，工業革命這個桔子在將近一
個世紀以前就已經被搾了多次，現在還是能提供足夠多的桔汁讓人們無休止地爭論，問
題就在於，這種爭論局限在英國的或歐洲的進程或事件的狹窄範式裡。
因此，在歐洲，「西方的興起」不是自己拔著自己的頭髮躍起的。更準確地說，我
們應該把「西方的興起」看作是當時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個事件，是通過采取（新工
業化經濟體的那種）進口替代和出口拉動戰略而爬上亞洲經濟的肩膀。亞洲經濟和地區
霸權的（周期性？）衰落使歐洲人更容易攀登。羅斯托等人所謂英國的資本積累速度出
現突然跳躍的說法，從來就沒有得到證實。
唯一的出路是，拋棄歐洲中心論的死結，從另外一個範式的角度來探討這整個問題。
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下面這樣一個爭論，就更需要這樣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業「革
命」，還是只有一場世界經濟的「革命」和擴張。
（8）空洞的概念與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這裡要補充說，無論是前面所考察的史實還是在分析這些史實時使用的更整體主義
的思路，還提示了另外一些關於不應該做什麼的結論。歷史學和社會理論，更不用說公
眾意見，都已經深深地陷入了一種極其隱秘的活動：把亞洲史實塞進流行的（歐洲中心
論的）理論和模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前面已經指出，這些理論和模式基本上既無
實證內容，又無科學理性，即使在它們的歐洲故鄉也是如此。把它們推而廣之的做法就
更心懷叵測了。例如，人們對支持和否定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證據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
包括由布魯克（1989）編輯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卜書所發表的中國學者的論述。
再有，關於各地各個時期封建主義的爭論有擴大之勢，數不勝數。相反相成的是，有關
資本主義——它在亞洲究竟是土生土長的，還是被外來的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輸入
／強加的，究竟受到後者的推進，還是受到後者的限制甚至摧毀——的爭論也愈演愈烈。
我們在第2章已經指出，恰守這些空洞的概念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是如何損害了蘇聯
學者對其中亞地區的研究。
近期類似的情況是關於「歐洲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是否與何時把亞洲和非洲的
這個或那個部分兼併了、邊緣化了或棄之不顧的探討。例如，皮爾遜（1989）的專著從
頭至尾都是把印度放在沃勒斯坦的「歐洲的世界經濟」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截長續
短。這就使得皮爾遜去探討這個「世界經濟」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
貿易的束縛，其各類商品是否名副其實。他由此來界定歐洲的世界經濟的界限：在不同
時期這些界限是什麼，印度洋本身是否夠得上一個「世界經濟」。施耐德（1977）等考
古學家早就指出，爭論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問題乃是由一種無益而有害的區分所派生出來
的，純屬浪費時間。我們也對此作過評述。區分世界體系與世界帝國，硬要把真實世界
的各個部分塞進這些概念，也是徒勞無益的。
最令人震驚的是皮爾遜以及帕拉特和沃勒斯坦問所提出的問題：「歐洲的世界經濟」
是在什麼時候「兼併」了印度、印度洋及其原本可能獨立的『業界經濟」。這就好像問
一個人：「你從什麼時候起不再打老婆了？」（回答卻是：「我還沒結婚呢。」）這是
一個無中生有的問題，因為根本沒有一個與「印度洋的世界經濟』相獨立的「歐洲的世
界經濟」。如果有的話，那也是前者「兼併」後者，而不可能相反（Frank 1994，
1995）。皮爾遜等人本應該在世界經濟的亞洲部分尋找啟示，他們卻在歐洲的路燈下尋
找。他們能夠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必須明白，歐洲、亞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很早以
來就一直是同一個統一的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正是它們對這個世界經濟的共同參與塑
造了它們「各自不同的」命運。
這些爭論只有用流行理論的那些「亞細亞生產方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等概念才能講得通。但是這些概念本身不僅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而且
絲毫無助於分析和理解世界歷史。它們唯一真正的用途完全是意識形態上的。由它們所
引起的爭論就好像爭論在一個針尖上能容納多少個大使跳舞。答錯了，不是被送上火刑
台，就是被交給行刑隊槍決。答「對」了，什麼也得不到，至少得不到科學驗證。實際
上，這些概念在科學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因為它們轉移我們對世界現實進行真正的分
析和理解。唯一的出路就是拋棄這個死結，掙脫所有這些無用的歐洲中心論的概念，因
為它們只是把人引向神秘的討論，使我們對真實的歷史進程視而不見。
回顧我過去的研究，當時我和我的許多讀者感興趣的是「發展」、「現代化」、
「資本主義」以及「依附」等概念。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為
馬克思、韋伯及其信徒們的根本缺陷就在於，他們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而
是在歐洲的特殊性中尋找資本主義的「起源」、「原因」、「性質」、「機制」以及
「本質」。所有這些所謂本質上的特殊性，無論使用什麼名稱，都是出自同一種歐洲中
心論視野，而根據本書的考察，這種歐洲中心論視野在歷史真實中——即在「如其實際」
的「普遍歷史」中——絕對找不到任何依據。它們都出自歐洲／西方種族中心主義，而
這種歐洲／西方種族主義作為西方殖民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被傳播到
全世界。
這種歐洲中心視野的西方版本可以用一些流行理論的名稱來概括，例如，從「傳統
社會的消失」到「成就社會」之間的「經濟增長的階段」（Lerner 1958，McClelland
1961，Rostow 1962）。「現代化」的「發展」就是像美國歌手弗蘭克﹒西納特拉所唱
的那樣「照我的方式做」。「依階』理論乃是一種回應，否定那種方式的有效性，反而
宣稱「消除聯繫」也許能提供另外一條道－一去做基本上同樣的事情，正如我最近才在
「發展的低度發展」的標題下認識到的。
「東方的」——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版本是，基本上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
主義過渡」的術語下爭論同樣的問題。這種爭論甚至比西方的爭論更徒勞無益，因為它
陷入了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概念的無休止爭論，以及
爭論哪些是當地的或地區性的、全國性的、部門性的現象，哪些片斷的「現實」適合或
不適合這些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概念。當然，因為這些概念其實是空洞的——即沒有任何
真實世界的意義——所以這些爭論肯定會無休無止，直到我們最終拋棄這些概念。這是
很顯然的，除非這些概念阻礙著爭論者看到現實的真實情況。他們在無休止地爭論時會
竭力修飾這些概念，使之適合現實。於是就發明出了各種變體與組合，如「半封建的」、
「前資本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的」、「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結合』，由此
提供了一種「不結盟的」「第三條」道路，可以模仿也可以不模仿西方的道路。（這些
概念也迫使馬克思主義者、「新馬克思主義者」和依附理論學者辯論「資本主義」究竟
是不是「必經之路」。）伯格森（1995）說得對，無論是把以歐洲或西方為中心的「現
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加以改造，還是把現實截長續短地塞進沃
勒斯坦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年都同樣徒勞無益。基於本書的論證，我們必須贊同他的意
見。
這整個「在一個針尖上能容納多少個天使跳舞」的爭論乃是出自歐洲種族中心論這
一原罪。這種錯誤反而被馬克思、韋伯及其眾多拘泥於「發展」這一僵直狹窄思路的信
徒乃至一些反叛者奉為社會「科學」而頂禮膜拜。但是，他們的視野曾經——遺憾的是，
現在大多數依然——受制於歐洲中心論的眼罩，使他們看不到整個更廣闊的真實世界。
更可悲也更糟糕的是，非西方人吮吸甚至大口吞嚥了許多這種對世界和他們本族歷史所
做的歐洲中心論的（非）「科學的」的錯誤理解。這或許最戲劇性地體現在各地——俄
國和被其殖民地化的中亞（見第2章），中國（毛主義、文化大革命、四人幫、「黑貓
和白貓」）、印度（各種不同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之間）、「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拉
丁美洲——關於何為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和迫害中。
這並不是說他們都沒有自己的種族中心論。很滑稽的是，種族中心論本身似乎是普
遍性的，也似乎會普遍地因政治經濟危機而惡性發展。只不過其他大多數種族中心論遲
遲沒有獲得同樣的傳播機會，更談不上強加於人了。而西方的種族中心論不僅有這種機
會，並且憑借著他們的金錢和武力而強加於人。馬克思主義的種族中心論是對前者的反
擊，而且是以蘇聯的和中國的政權為後盾。當前，針對這兩種種族中心論，也出於對政
治經濟危機的反應，非洲、印度、伊斯蘭、再加上俄國、中國和其他的種族中心論正在
四處蔓延，提供「西納特拉式」的拯救之道：「照我的方式做」或「按各自的方式徽。
許多人會至少歡迎其中的某些態度，視之為歐洲／西方中心論這一毒藥的解藥。但是，
它們並不是良方——多樣性的統一才是唯一的良方！
用一種歐洲的或中國的或其他的微觀視野，絕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離之外發生的事
情，更看不清整個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須借助於能夠涵蓋整個世界及其各個部
分的宏觀視野，儘管這樣可能看不清遠方的某些細節。不僅從歐洲或其他什麼「特殊論」
的角度觀看世界勢必成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歐洲為基礎的世界經濟一體系（或以中
國為中心、以伊斯蘭為中心、以非洲為中心）的視角也不啻坐井觀天。借助一盞歐洲的
（或中國的、穆斯林的）路燈的光亮來尋找「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的興起」或
「伊斯蘭的黃金時代」，只會使尋找者雙眼昏花。誤入歧途。
因此，對於歷史學和社會理論來說，最重要的和最容易忽視的任務就是傾聽約瑟夫
﹒弗萊徹生前的主張：進行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和分析。他的這個主張毫不過分，
有助於糾正研究1500一1800年這段近代早期歷史時的那種遺漏。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蘭
克曾主張應該「如其實際」地研究歷史。蘭克也說過：「只有普遍歷史，沒有別的歷
史。」只有世界歷史才能顯示實際情況究竟如何。但是，如果不拋棄歐洲中心論的狹隘
眼界，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歷史，甚至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某一部分，因為這種歐洲中心論
的隧道的盡頭沒有任何光亮，只會越走越黑。
總之，我們需要有一種更全球性的、整體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的視野和理論。這
樣我們才能看到，首先是「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其次是這二者是如何聯繫起
來的，最後是為什麼世界經濟／體系發生了變化。人們過去一直錯誤地從微觀的角度把
這種變化看作是所謂西方「內部」的變化，其實應該從宏觀的角度把它視為一種世界范
圍的進程。前面得出的八個歷史和理論的結論顯示，流行的說法沒有任何史實依據。但
是這些相對容易得出的結論導致了一個困難得多的任務，即引申出對於建設與史實相符
的理論和分析有價值的結論。
2．理論意義：從一種全球視野看
如果說流行的社會理論是基於很糟糕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建立起來的，令人很不
滿意，那麼怎麼辦呢？答案顯然是，重新寫出一種更好的——非歐洲中心論的——歷史。
但是，為此我們就需要一個更好的——更整體主義的——理論，起碼是這樣一種視野。
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弗蘭克（1978a）的「世界經濟／體系」沿著這個正確的方向邁
出了一步，與過去的以「民族」和「社會」為單位的歷史和理論相比，涵蓋了整體中的
更大部分。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走得不夠遠，本身又變成了前進的障礙。
約翰﹒沃爾（V。111994）討論以伊斯蘭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文章也算是沿著正確方向
邁進了一步；但這只是一小步，而且意識形態色彩過於濃重，即受制於伊斯蘭意識形態。
非洲中心論其實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濱下武志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納貢貿易體系（1988）
似乎也是沿著正確方向走出的一步。喬杜裡等人關於印度洋世界經濟的論述、裡德關於
東南亞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前面幾章所論述的，這些可喜的進展也都極其有限，
因為它們的視野極其有限。這些拼塊乃是整幅畫面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但是，它們每一
個、甚至合起來都不能顯示整體畫面，因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而且塑造著這些部分
本身！
只有用一種整體主義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歷史——「如其實際」——才能給一
個更好的社會理論提供一個歷史學的基礎。或許這種整體歷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種更整
體主義的社會理論的各種要素。二者都將會更好地處理下面所談的這些還會繼續爭論的
歷史和理論問題。
（1）整體主義，還是部分主義
當下時髦的「全球化」理論把20世紀90年代定為這種世界範圍進程的新開端。有些
學者則不太情願，認為這種「全球化」是從1945年以來開始的，或是整個20世紀以來的
現象，最多追溯到19世紀。但是，本書已經論證，全球性（遠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
1500年以來整個世界的一種活生生的事實，只有太平洋上極少數人煙稀少的島嶼（也僅
僅在很短的時間裡）除外。麥克尼爾（1963，1990）、霍奇森（1993）、威爾金森
（1987，1993）、弗蘭克與吉爾斯（1993）以及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7）等少數學者
認為，至少有一個非洲一歐亞「人類世界」或「核心世界體系」在此之前早就已經作為
一個統一的單位發揮作用了。
那麼，如何從整體上來看無論是1500年以前還是1500年以後的這個全球整體？我在
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經提出過一個三條腿的凳子的比喻。這個全
球整體同時依賴於生態／經濟／技術一條腿，政治／軍事力量一條腿以及社會／文化／
意識形態一條腿。人們、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視的是生態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
視的是經濟基礎，儘管有所謂的「經濟史」。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的政治經濟結構還遠
遠未得到應有的研究。經濟史專家根本無視它。經濟學家把它錯誤地說成是許多根本不
存在的「民族」經濟體之間的「國際」經濟關係。國際（政治）關係學者把所謂的「民
族」國家當作基本單位，研究他們所說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世界體系分析家則
僅僅局限於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以歐洲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這與
歷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已經做的沒有什麼兩樣。研究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的學
者，更不用說研究中亞和非洲的學者，幾乎很少有人考慮把自己研究的地區放進一個更
廣闊的經濟體中考察。即使有人這樣做了，也基本上以歐洲為中心。近年來也有例外，
如喬杜裡（199）和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但是我們前面也指出了他們的局限性。
由於在考察整個世界經濟方面缺少足夠多的先驅者，因此本書也就只能嘗試著邁出幾小
步。不是僅僅從這個或那個地區（包括歐洲）的狹隘視野看，而是從一種真正全球性的
整體世界體系的視野看，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另外，本書的探討也僅限於生態／經濟／
技術這條腿的經濟部分，幾乎沒有提到另外兩條腿，更談不上如何在一個全球分析中把
這三條腿結合起來。
（2）共性和相似，還是特性和差異
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習慣於尋找和強調各個「文明」、「文化」或「社會」的獨
特之處及其各自的歷史進程和事件。這是歷史學家的看家本事；他們在得到社會支持或
經濟獎勵，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目的而撰寫「民族」或本地歷史時，尤其會施
展這種手法。社會科學學者則會更賣力氣地進行理論概括。而且，他們的理想類型和比
較研究，以及他們的學科分工，也會使得他們更強調研究「對像』的特性和差異，而不
是共性和相似，對於研究「主體」就更是如此了。在受到追問時，大部分社會科學學者
實際上都會宣稱，差異比共性和相似更重要，他們的工作就是研究前者而不是後者。否
則他們就不能從事他們所鍾愛的「比較」多種變量和因素的分析。
本書對近代早期世界歷史的考察則包含著一個相反的理論意義：共性多至比真正的
差異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說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差異了。許多所謂的差異——
「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況下至多是同一個，根本
性的功能結構和進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現象。否則，它們就像吉卜林的這
個著名詩句一樣，純粹是掩蓋殖民主義政治經濟利益的意識形態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本書對近代早期世界經濟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個理論意義是，許多
具體的「差異」本身乃是由一個共同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結構性互動造成的。這種分
化不僅無助於而且有礙於理解某一地方的某種特點。全球整體總是大於部分的總和。只
有基於全球整體視野，才能充分理解各個部分以及為什麼相互之間有差異！很遺憾，真
實世界的這種情況使連續性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學價值（且不談意識形態效用）大大
地降低了。它也對按時間順序和跨領域的比較分析劃定了嚴格的界限，因為這些比較分
析局限於隨意選擇的分化出來的進程。所有這些多變量「因素」分析及其對某個因素的
所謂「特徵」的界定都侵犯了整體主義的科學法則，因此都偏離全球性真實世界。當然，
如何把歷史學對具體特徵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學方法對變量的嚴格「控制」與真正
的整體分析結合起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是，很遺憾，幾乎很少有人去嘗試，甚
至很少有人意識到應該這樣做。
（3）連續性，還是不連續性
在強調歷史「特徵』節面，一個很普遍的觀念是，現在或者最近的過去標志著一個
與以往不同的新起點。前面已經指出，這種最新的時髦說法是所謂的「全球化』。最引
人注目的是，這種觀念也假設在中世紀和現代之間有一個重大的歷史斷裂。把這種斷裂
的時間定在什麼時候，1100年、1300年、1500年還是1600年，人們或許各執一詞。但是，
人們一致認為，由於「西方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世界歷史進程發生了急劇的、
根本性的變化。
本書要說的是，歷史的連續性遠比任何不連續性重要得多。所謂這種重大的新起點
標志著世界歷史的一個不連續的斷裂的觀念主要是由一種歐洲中心視角造成的。如果我
們拋棄這種歐洲中心論，採用一種更全球性的整體世界視野，哪怕是一種歐亞全局視野，
那麼不連續性就會被更大的連續性所取而代之。換一個角度呢？如果我們用更整體主義
的視野來看整個世界，歷史的連續性會顯得更長遠，尤其在亞洲。正如前幾章所提示的，
「西方的興起」以及「東方的（重新）興起」乃是這種全球歷史的連續性的題中應有之
義。
流行的理論把工業革命和「西方的興起」歸因於所謂西方的「特殊性」和「優越
性」。這些所謂的原因又被歸結為所謂西方為起飛而長期以來、甚至自中世紀就開始做
的「準備」。這種歸因於西方的說法找錯了地點，把「具體的」延續和轉變安錯了地方。
只要他們僅僅在歐洲的路燈下尋找，而不是在整個體系的世界範圍的燈光下尋找，就絕
不可能找到轉變的「原因」。
本書從比較和聯繫的角度所考察的真實世界的史料顯示，與流行的歷史研究和社會
理論相反，使得歐洲在1800年以後起飛的，不是所謂歐洲先前的「發展」。也就是說，
西方在1800年以後的興起其實並不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連續」準備的結果，更不能
歸結於什麼希臘或猶太根源。實際上，工業化也不是承續歐洲「原工業化」的結果。波
梅蘭茨（199）和王國斌（1997）證明，同樣的進程在亞洲、尤其在中國就沒有產生出
同樣的結果，而那裡的原工業化更發達。他們以此論證工業革命是一個新的獨特的起點。
對於他們的解釋，我們必須用其他因素來修正。
工業革命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件。它發生在歐洲的一部分，是整個世界經濟持續不
平等的結構和不平衡的進程的一個結果。但是，這種世界發展的進程也包括某些地區和
部門可能顯得是不連續的新變化。就像以前的農業革命一樣，工業革命很可能是連續的
全球發展中的一個偏轉，在方向上標志著一個「起點」，與以往的方向不同，或許是不
可逆轉的——但沒有發生大災變，這個起點本身就在原來航線的端點。因此，全球體系
的結構和連續性造就出西方的興起，也在西方劃出一個起點。西方從此不再承續其原先
的邊緣地位。全球經濟中斷了，轉而進入一種以工業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個世界經濟
體系中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
東亞在世界經濟中的崛起更促使人們關注長遠的歷史連續性，因為東亞的崛起本身
乃是其中的一部分。東亞的興起被說成是沒有歷史連續性的事件，其實是東山再起。這
種重新崛起也應該被看作是世界發展的基本結構與連續性的一個組成部分。與專注於那
些斷裂之處相比，承認和分析這種連續性能夠揭示出更多的東西。或許更好的例子是近
代早期發生的兩次「偏轉」。它們在同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中的一種基本連續的歷史進
程運動中的「偏轉」。一次是自1500起新世界被並入舊世界後的「哥倫布交流」。另一
次是亞洲和歐洲之間的人口和經濟生產力以及資源受到的生態壓力的「交流」，這次
「交流」造成了300年前後的工業革命。但是，這二者完全是世界經濟發展進程造成的
偏轉。在這兩次變化中，歐洲人與其說是全球發展進程的開創者，不如說是全球發展進
程的工具。
（4）橫向整合，還是縱向分割
我們還需要在下述兩種方法中作出選擇：要麼作傳統的縱向歷史研究，鑽進一個或
大或小的地區的時間隧道，或一個特定地點的特定問題（政治、文化或婦女問題）；要
麼從事弗萊徹（198，1995）所建議的那種全球橫向歷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種
方法時也采用後一種方法。弗萊徹很遺憾地指出，大多數歷史學家「對於縱向的聯繫
（如傳統的延續等等）很敏感，但是對於橫向的聯繫則視而不見。……就1500年而言，
我只看到許多自我封閉的歷史著述」。由於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大學引進了「地區研究」，
造就了「一種微觀歷史眼光、甚至更狹隘的地方眼光」，使傳統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視力
變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39）。
如果說這種實踐本身就有缺陷，那麼它被上升為理論和方法論後就更糟糕了。我
（1978a）早就批評過佩裡﹒安德森的下述說法：「沒有這種整齊劃一的時間媒介：因
為主要的絕對主義（國家）的時代恰恰是極其不統一的……不能用統一的時間來涵蓋它
們。……它們的年代是相同的，但它們的時代是不同的。」這種觀點和理論取向以及安
德森的主張本身在方法論上就決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種絕對主義或者任何「年代相
同」的事件。我已經敲響警鐘，反對「安德森顯然是想用經驗的必要性來塑造歷史學品
格的嘗試」（Frank 1978a）。我主張並且在本書第5章中重申：「歷史學家對人類的歷
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和最初步）的貢獻乃是成功地敘述歷史進程中同一時間的不
同地點的不同事物」。這種主張在方法論上是與前三個引申出來的理論啟示——整體主
義，共性／相似、連續性——是一脈相承的。
弗萊徹也會提出同樣的告誡。在本書第5章的卷首引語中，他呼喚一種盡可能涵蓋
世界的「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其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不容易：首先，需
要尋找歷史平行現象……然後判斷它們相互之間是否有因果聯繫」（Fletcher1985：
38）。可惜的是，弗萊徹本人未來得及這樣做就去世了。不過，特加特在撰寫《羅馬和
中國：歷史事件相關聯繫研究》（1939）時已經這樣做了。布羅代爾雖然對「局勢」、
「長時段」。「世界視野』特別敏感，但是正如第5章指出的，他在處理1762年、1772
年和1782年的事件時卻沒有這麼敏感了。儘管它們在世界範圍的同時性如此醒目，他卻
把它們分別安排在完全按縱向聯繫組織起來的不同章節裡。如果他在組織自己的「世界
視野」時更注重橫向聯繫，結果可能就不同了。
我在還沒有理解特加特、弗萊徹和布羅代爾的主張和做法之前，在我的（世界積累：
1492－1789年）（1978a）中就是這樣處理這些相同的「年代」的。借助於布羅代爾提
供的另外一些數據，我（1995）在批評他的著作時以及在本書第5章中延續了這種做法。
結果表明，只要我們願意睜開眼睛去看，1762年、1772年和1782年都標志著世界性的衰
退，這種衰退導致或促成了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我所看到的許多經濟事件和政治事件。
但是，無數論述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著作都不考慮這些以及其他同時發生
的事件的周期性動因或它們之間的世界性聯繫。
本書第5章也試著這樣處理其他「相同的時代」，尤其是1640年前後那個時代。這
也是對弗萊徹的問題的一個回答。弗萊徹（1985：54）問道：「17世紀是否有一個普遍
的經濟衰退？當時似乎有一種平行的現象。」只有對這種表面上的橫向平行現象進行考
察後才能作出回答。而我的初步回答是：「根本沒有這種普遍的『17世紀危機』。」但
是，究竟發生了什麼？在17世紀似乎世界經濟在繼續增長和擴張。對此有必要進行橫向
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在這個問題上，即便是一個否定的回答也給這種研究提供了一個
基礎。當然，第5章只是盲人摸象般的一個孤零零的嘗試。真正需要的是對同時發生的
事件作出一種全面的、橫向組織起來的全球政治經濟宏觀歷史研究。這種宏觀歷史本身
有著周期的起伏跌宕，需要對這種起伏跌宕加以確定和分析。但是，在嘗試這種宏觀歷
史之前，最好是進行另外一些更局部的「橫向」研究。
弗萊徹本人提出，在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還有另外一些平行現象也值得研究，
其中包括人口增長、「某些地區」的城鎮發展、城市商業階層的興起（復興）、宗教復
興和傳教運動（教會改革）、農村騷動以及游牧方式的衰落等。然後他問道：「還有其
他的平行現象嗎？是否僅此而已呢？」（Fletcher 1985：56）
學者們已經對其中某些平行現象有所涉及。戈德斯通（1991）對人口增長的同時性
特徵作了認真研究，以此作為分析「人口一結構」危機的基礎。為了檢驗我和吉爾斯
（199，1993）關於延伸到1500年以前的五百年周期假說，威爾金森（1992，1993）、
博斯沃思（199）以及蔡斯一鄧恩和威拉德（993）對全球橫向的城鎮發展的同時性作了
考察。我和富恩特斯（199，1994）經過考察，發現在19世紀和20世紀有世界性的農村
騷動，在西方一些國家也同時有各種社會運動（婦女運動、和平運動、環保運動、覺醒
運動等等）。與許多有關周期的專門研究一樣，這些研究似乎也都顯示了世界範圍的周
期模式。
（5）周期，還是直線
人們常說，「西方」歷史學往往不把生活和歷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據一種
「進步觀』」把歷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線發展的。黑格爾在19世紀初首先表述了這種
「進步規」。最近，福山（1989，1992）又在論述歷史的「終結」的著作中加以重申。
而各種關於同時性的橫向平行現象的發現以及我們對近代早期世界經濟的考察則顯示，
在考察近代早期經濟史甚至所有的歷史時，我們能夠回到一種周期性的觀點上。
連續性不一定是直線，而橫向整合不一定是整齊劃一的。相反，正如物理學中的混
吞理論所證明的，一個系統的結構和運動似乎就取決於非線性和非整齊劃一性，而且不
斷地產生出非線性和非整齊劃一性（Gleick 1987，Prigogine 1996）。在我們看來，
非整齊劃一會表現為不平等，如中心一邊睡關係，或階級差異和階級關係。（蔡斯一鄧
思和霍爾〔1997〕強調差異以及它們之間的原因與後果。）同理，一個連續性進程可能
——通常顯然也確實——包含著加速、減慢和暫時穩定的各種時期，而只有最後一種才
表現為平緩的線條，甚至表現為直線。也就是說，連續性進程也有脈動，普利高津
（1996）在《確定性的終結》一書中也強調了這一點。但是，在一個系統和進程中，脈
動並不是間斷的表象。相反，它們可能是內部結構和運動機制的表徵，維繫著該系統的
運轉，推進著連續性本身的發展。因此，問題就變成：表面上的脈動究竟是不是實際的
周期。
周期性運轉似乎是萬物的普遍特徵，體現在許多乃至一切方面。無論是物理、天文、
生物和進化領域，還是文化和理念領域，仰俯皆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會有一個「周期
研究學會」。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社會生活領域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尋找周期
史呢？至少我們應該做好準備，一旦看到這種周期史就能承認它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指
出，社會生活看來是周期性的，但是生活在周期各個階段的人未必能意識到它們，因為
這些階段可能比他們的壽命更長。
近代早期的經濟史（以及政治和社會史）顯示出各種周期，至少顯示出顯然很有規
律的波動和脈動。我們在本書中已經確認了其中一些周期，我和吉爾斯（1993）以及其
他一些學者還曾經試圖確定更早的一些周期。另外，本書還證明，這些周期是世界性的，
而且至少在非洲一歐亞已經存在了千年之久。
這些周期以及承認和分析它們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在於，它們為社會活動，即經
濟、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活動等等創造了可能和限制。在擴張的「A」階段，上漲的
潮水會湧動所有的船隻，提升它們的位置，便利它們的駕駛。它也擴大和促進了它們彼
此的聯繫，但也不能保證不會有在最好時機發生沉船的情況。在收縮的「B」階段，潮
水下退也會造成社會活動可能性的緊縮和限制，會導致更多的船隻沉沒。它也會使政治
經濟和社會文化「單位』彼此分裂。原有聯繫的破裂會表現為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崩
潰，從而也表示或「證明」「根本不存在」這種體系。
但是，由此造成的內卷化（involution）甚至內部破裂（implosfon）實際上是參
與更大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種結果，而不是沒有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種表現。如
果目光局限於特定時間和地點，而不放眼遠眺，則看不到這種參與。因此，同樣地，分
裂的內卷化使社會活動在「B」階段顯得主要是由「內部」產生的和主導的，在相互聯
系和擴張的「A」階段顯得更多地受到「外部」影響。其實，二者都是世界經濟／體系
的結構與運動本身的表徵。可以理性地（而不是迫於危機才衝動地）推斷：任何社會
（尤其政治）集團，只要能意識到「人』階段的結構優勢和「B」階段的結構缺陷，就
會增強他們在這些時候把握自身及其「社會」的能力。
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進程置身於長周期中，但也因各種較短的周期而變得更加
複雜。熊彼特（1939）試圖分析大約三四年、10年和50年長度的周期之間的關係。但是，
他過於刻板，甚至不考慮20年長度的周期（庫茲涅茨1930），更不用說想到卡梅隆
（1973）提出的200年「邏輯曲線」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爾斯和我
（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於短周期及其各個階段存在於長周期之中，就
使各種周期不同階段的識別和影響變得複雜了；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
要。
相反，這些周期的存在意味著我們在同一時間共乘一條世界經濟的大船，同時受到
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響。這些力量本身有自己的潮漲潮落，往往會周期性地在某一時刻
用上漲的潮水同時明顯地抬高所有的船隻，而在另一時刻又同時明顯地造成所有船隻的
低落。因此，大體上看，在上漲的「A」階段的「美好時期」比在繼之而來的下降的「B」
階段的「艱難時期」，各「經濟體」——其實是統一的世界經濟的各個部分——及其相
關的政治體有更多、更好、更容易的可能性。
但是，中文裡的「危機」包含著危險與機會雙重意思。因此，在危機時刻，尤其當
原來處於世界經濟／體系最好位置的部分面臨危機之時，也就給某些——不是全體！—
—更邊睡或更邊緣的部分創造了一個改善自己在整個體系中的地位的機會。（有關這方
面的概括分析，請參見Frank and Gills 1993和Chase－Dunn and Hall 1997。）我們
看到，正如兩個世紀以前西歐的情況一樣，今天東亞的新工業化經濟體就是這種情況。
但是本書僅限於討論近代早期世界經濟，分析19世紀和用世紀的這種進程不屬於本書的
範圍。
然而，即便是上述對1400－1800年這一時期所作的稍微超出常規的整體考察也有助
於表明，我們只有在世界經濟／體系的範圍內才能說明和理解後來的「西方的興起」，
因為「西方的興起」實際上是在這種範圍內發生的。另外，這種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包括
「東方的衰落」。「東方的衰落」對於「西方的興起」來說即使不是先決條件，也是一
個決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個唯一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取代了東方的位置。
對於這種「交換」，本書僅僅初步地從世界經濟的角度提出三個初步的原因分析。
第一個是有關能夠節約勞動和資本與能夠產生動力的技術的微觀經濟需求與供給的假設。
這種微觀經濟供求有助於說明暫時發生在西方部分地區的工業革命。第二個是長周期宏
觀經濟的假設。根據這種假設，東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結構、運轉
和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三個解釋包含了前兩個假設，對世界發展的全球和地區結構
與進程進行人口一經濟一生態分析。這種分析有助於說明1800年前後亞洲與歐洲分道揚
鏢的原因。波梅蘭茨（1997）也提出了一種相關的、更強調生態的解釋。
這種解釋顯示，應該把19世紀以及至少是20世紀前半期看作是亞洲的一個「B」階
段。鑒於亞洲原先在世界中的優勢地位，是否可以說這也是世界經濟的一個「B」階段
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們如何安置這個時期西方發生的生產力、生產和貿易以及
人口的大擴張呢？從一種西方的觀點看，過去兩個世紀很像是一個「A」階段，至少是
東方的一個漫長的「A」階段之後的西方的「入』階段。那麼這是否意味著，西方原先
的邊緣地區的「A』階段接替了東方原先的「核心』地區的「A』階段？另外，西方的這
個「A」階段是否也會被現在在東方剛剛開始的又一個「入』階段所取代，隨著西方的
時代夕陽西下，是否核心又重新轉移到東方？這就使我們看到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
連續「A」階段，而根本沒有世界性的「衛」階段。如果真是這樣，我們所說的「長周
期」會怎麼樣呢？它難道僅僅是一種錯覺嗎？
兩個「微觀」供求假設和這個長周期的「宏觀」解釋都需要受到更多的檢驗，或許
需要進一步的修正。另外，我們必須把它們相互聯繫起來考慮，並且與其他有待考慮和
提出的世界經濟／體系假設和分析聯繫起來。也就是說，經濟學需要使微觀經濟學與宏
觀經濟學結合成一種動態結構經濟理論，而社會「科學」也需要建構一種真實的世界體
系理論。這種社會理論也需要真正的微觀歷史與宏觀歷史（包括生態史）的聯姻，從而
為世界整體歷史與理論的統一提供一個真正的基礎。
這些思考又導致了另一個推測：正是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內的不平衡的周期進程成
為其結構轉變的一個機制。打個比方說，我們可以考慮生物界的變異是如何影響了進化
過程和自然「系統」。斯努克斯在《動態社會》（1996）一書中根據自己對工業革命的
研究，提出一種類似的勞動一資本一資源要素價格和周期的分析。這個分析乃是他對過
去兩百萬年的自然選擇所作的經濟解釋的一部分。正如本書第6章以及我寫的書評
（Frank1998a）所指出的，他所作的較近時期的要素價格分析的缺點是僅僅局限於西歐。
因此，雖然對正在發生「變異」的新工業化經濟的關注可能符合人們一時的興趣，但是
它對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長遠意義也值得注意——已有的重視程度是遠遠不夠的。另
一方面，這種周期性的「變異」有時也受到了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的過分關注，例如「西
方的興起」。但是，這種關注大部分是牽強附會的結果。這種關注僅僅反映了表象：這
個事件是極其獨特地通過無性繁殖產生的。其實它主要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本身的結
構與進程的一個周期性現象。因此，雖然迄今流行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不予承認，但這
一事實值得更多的注意，
應該承認，鑒於現在還缺乏對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談論周期都是很危險的。
因為已經觀察到的各種波動和脈動不一定是周期性的。它們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對
體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種反應。如果要確信某種脈動確實是周期性的，就
必須證明這些脈動的上下轉折點或曲線的轉折起因於體系內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說，
不僅上升之後有下降，下降之後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隨後的下降，下降本身也
造成隨後的上升。（有關康德拉捷夫周期轉折的內因和外因之爭，參見Frank，Gordon
and Mandel 1994。）但是，在這方面我們知之甚少，因為很少有歷史學家考察脈動或
周期，而像布羅代爾這樣從這種「局勢」乃至「世界視野」來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種世界
經濟／體系範圍的基礎上來敘述它們，更談不上分析它們了。人口學家也幫不了多少忙。
他們沒有努力去識別盡可能長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們與經濟長周期聯繫起來。全球
宏觀歷史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條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嗎？
（6）能動性，還是結構
結構與能動性問題是一個老問題，在此不可能加以解決，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討。哲
學家一直在爭論決定論與自由意志的關係，歷史學家一直在爭論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究竟是個人創造歷史，還是歷史創造個人？馬克思認為，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在
他們自己選擇的條件下。本書旨在勾畫出近代早期乃至現當代世界經濟史的基本經濟結
構與轉變的某些方面。這些條件至少制約著我們過去創造和未能創造歷史的方式，也制
約著我們將來能夠和不能創造歷史的方式。
根據本書的歷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結論，可以得出兩個主要教訓。首先，有一種多
樣性的統一，這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統一，而這種統一本身產生出多樣性。其次，這
種統一是連續的，但也是有周期的。這兩個結構狀況和進程狀況影響了我們如何創造我
們自己的歷史。坦白地說，本書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描述」，而沒有充分地進行
「分析」，更談不上徹底揭示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而揭示出這種結構，才能更好地
描述各種特徵和把各種事件聯繫起來。
我們對這些狀況的結構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這些條件下施展我們的「能
動性」。王庚武曾仿照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11條寫了一段話：「歷史學家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過去，而問題在於如何利用過去。」的確，問題在於如何利用過
去。但「過去」是什麼？我的觀點是，「過去」是統一的世界歷史，差異只是它的統一
體中的組成部分。
（7）一個世界經濟果殼裡的歐洲
我們可以試著把我們對1400－1800年世界經濟和歐洲的認識放進一個果殼裡。近代
早期歷史和現代（可能還有未來的）歷史本身都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另外，至少整個非
洲一歐亞有一個連續的共同歷史。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新起點」，那就是美洲以及後
來的大洋洲被並入這個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以及世界範圍的體系中。不僅這種兼併的發
端，而且這種實現過程的原因以及方式，也都是出自非洲一歐亞歷史進程本身的結構與
運動。
非洲一歐亞的歷史很早以來就是周期性的，至少是有脈動的。迄今為止的一千年始
於一個整個體系的政治經濟擴張時期。這種擴張顯然是以「東端」的宋代中國為中心的，
但是也加速了「西端」的歐洲特別明顯的重新嵌入。後者的反應是，進行了數次十字軍
東征，為的是使自身處於邊緣的經濟更有效地擠進這次新的非洲一歐亞運動。繼之而來
的是13世紀晚期，尤其是14世紀的一個非洲一歐亞普遍的政治經濟衰落乃至危機時期。
14世紀初，在東亞和東南亞再次開始了一個漫長的擴張時期。它很快就席捲了中亞、南
亞和西亞，在15世紀中期以後，也蔓延到非洲和歐洲。美洲的「發現」和征服以及隨後
的哥倫布交流，乃是這次世界經濟／體系擴張的一個直接後果和組成部分。
因此，「延長的16世紀」擴張實際上是從15世紀初開始的；它持續到17世紀乃至18
世紀。這次擴張的持續也主要以亞洲為基礎，雖然歐洲人從美洲帶來的金銀貨幣的新供
給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亞洲，這次擴張采取的形式是，中國、日本、東南雙、中
亞、印度、波斯和奧斯曼領地的人口、生產、包括進出口貿易在內的貿易都迅速增長，
收入和消費可能也迅速增長。在政治上，這次擴張表現為中國明一清帝國、日本德川幕
府、印度莫臥爾帝國、波斯薩菲帝國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興盛。歐洲各國的人口和經
濟增長比除奧斯曼帝國外的所有這些亞洲帝國都要慢；而且歐洲各國的增長也有很大差
異。歐洲的「民族」國家和其他多民族國家的政治情況也是如此，而且它們都比亞洲的
大國小得多。貨幣和（或）人口供給的增長在歐洲造成了比亞洲大多數地區嚴重得多的
通貨膨脹。後者的生產增長更快，因此能夠抵消通貨膨脹，直到17世紀仍然如此。但是，
在歐洲許多地區，經濟和政治發展受到制約，在某些地區甚至轉化為嚴重的「17世紀危
機」。而亞洲大部分地區卻沒有受到影響。因此，亞洲的人口增長比歐洲更快，數量更
大，這種情況延續到18世紀，到1750年以後才發生逆轉。
在這個漫長的擴張「入』階段，早已存在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體系」
不斷地擴展和深化。但是，與通常一樣，不同的生產部門和地區在這個實際基於「銀本
位」的積累、生產、交換和消費的「體系」中處於不同的位置。作為分工和交換的基礎，
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分化體現為貿易的不平衡，主要由銀幣的遠距離流動來「彌補」。大
部分白銀產自美洲，還有一些產自日本和其他地方。
白銀在世界的流動既反映了宏觀經濟的不平衡，也是對微觀經濟謀利機會的主動反
應。白銀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經由歐洲跨印度洋向東流動，但也從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
向西流動。最終，中國成為最大的白銀「秘窖」。由於中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和競
爭力，因此吸儲了最多的白銀。但是，中國與其他地方一樣，新增的貨幣造成了有效需
求的增長，刺激了生產和消費的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長。但是，在政治經濟體不
夠靈活、缺乏擴張能力的地方，生產的增長跟不上貨幣供給的增長，貨幣供給的增加就
未能促成生產、消費以及人口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有效需求的增長促成了通貨膨脹。
歐洲就是這種情況。
歐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劣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對美洲貨幣的壟斷而得到彌補。從
需求方面看，歐洲人利用美洲貨幣——只有美洲貨幣——打進了世界市場，然後又擴大
了他們占有的市場份額。但是世界市場的所有活躍中心都在亞洲。從供給方面看，占有
和利用廉價的——對於歐洲人實際是無償的——美洲貨幣，使歐洲人擁有必要的錢財，
從而獲得世界各地供給的實際消費品和可投資獲利物品：在美洲開采白銀的奴役勞動和
資源；出自非洲的奴隸勞動力；歐洲人眼中的美洲處女地和有利氣候。這些資源被用於
生產蔗糖、煙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歐洲消費的成本低廉的棉
花。西歐通過波羅的海進口的東歐和北歐的糧食、木材和生鐵，也用美洲貨幣和一些紡
織品來償付。當然，歐洲人在進口亞洲著名的香料。絲綢、棉紡織品和其他可供消費的
實用品，以及轉回輸出到美洲和非洲時。美洲貨幣是他們的唯一支付手段，亞洲人生產
這些商品出售給歐洲人，僅僅是為了換取他們的美洲白銀。也就是說，歐洲人廉價地、
幾乎無償地獲得所有這些由非歐洲人生產的實用品，因為他們能夠用美洲供應的貨幣來
償付。實際上，這些白銀——也是由非歐洲人生產的——是歐洲能夠拿到世界市場上的
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這種由歐洲之外的勞動力和原料生產的商品的供給也解放了歐洲內部的相應
資源，使之可以轉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魚提供了卡路裡和蛋白質，歐洲就可以
節省出自己的農業土地；亞洲的棉紡織品提供了衣服，歐洲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就不必使
用歐洲的羊毛，節省出大片的歐洲牧場。否則，必須圈占更多的土地，種植更多的牧草，
餵養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產更多的羊毛。這樣，用美洲貨幣換取亞洲紡織品，就
間接地使歐洲人能夠在西歐本土生產更多的食品和木材。這樣，西歐人就能夠利用他們
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憑借來自西方的美洲和東方的東歐和亞洲的供給和資源來補充自
身的供給和資源。這些來自歐洲之外的額外的資源供給也解放了歐洲資源，使之能夠用
於歐洲自身的發展。
如果用20世紀後半期的相似情況作一個有趣的比較，這個過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國
人現在幾乎無須任何代價就可以使其他人為他們開采銀幣。他們只須印發美元鈔票（尤
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鈔票）和國債券，只須花費印製費就夠了。由此美國人就能對付20
世紀40年代歐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
短缺」，用這些紙「美元」向前蘇聯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購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學家！
有資料顯示，當今在美國之外流通的美元遠比在美國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國債是用紙幣
體現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國外流通，美國就可以隨意印發鈔票而不會在國內
引起通貨膨脹。另外，毫不誇張地說，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成噸地向西歐人和日本人
銷售國債券。由此，美國人現在還繼續獲得用越來越不值錢的80年代的美元債務換取的
如年代越來越值錢的日元和德國馬克。這樣，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夠用遠遠大於自
己實際財力的開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資源與生產（超出鈔票的生產）的消費，奢侈地推
行更有益於健康的「綠色」環境政策，從而拯救自己的生態環境¥歐洲在二500一1800
年三個世紀所實行的實際上就是這種無代價戰略。差別僅僅在於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
立在美國的生產力的基礎上，而歐洲的白銀完全是從美洲殖民地搾取來的。當然，西方
後來的生產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義活動。
再回過頭來看1800年的情況，歐洲當時依然落後的生產狀況也能造成格申克龍
（1962）所探討的追趕「優勢」。歐洲的落後產生了一種刺激，它的美洲貨幣供給使歐
洲人能夠追求微觀和宏觀經濟優勢。而這些都是由於1500－1800年歐洲人不斷擴大對日
益擴張的亞洲經濟的參與而造成的。當然，歐洲人也利用了他們與非洲和美洲越來越密
切的政治經濟聯繫，尤其是「三角」貿易。這一切，當然也包括把從這些海外政治經濟
聯繫獲得的利潤轉手投資於國內，促進了歐洲的資本積累，更準確地優促進了歐洲參與
「1482—1789年的世界積累」（我的一部舊作的書名：Frank 1978a）。
但是，無論歐洲的「投資」和大西洋的「三角」貿易可能對歐洲參與世界積累有多
大促進作用，從一種世界經濟的視野著，亞洲的作用還是更大些。這其中至少有兩個原
因。首先，至少到1800年的整個近代早視亞洲的生產力、生產和積累都比世界其他地方
要大得多。實際上，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比世界其他地區更發達。其次，歐洲的
積累（參與積累）的增長可能完全得益於亞洲的積累。本書第6章（援引亞當﹒斯密）
顯示，歐洲是如何用它的美洲貨幣來購得一張乘坐亞洲經濟列車的車票。當然，如果沒
有亞洲的經濟或經濟運動，歐洲哪兒都去不成！也就是說，歐洲還會停留在原先的地方：
從世界經濟角度看，就是在原地徘徊；它也許只能通過大西洋「三角」貿易來尋找出路，
而這個三角貿易區與亞洲的各個經濟體相比，既小又貧窮。
經過三個世紀在亞洲做生意的努力，歐洲最終抵達了（世界經濟中的！）某個地方。
其實，早在1500年以前，歐洲人就想方設法到亞洲做生意；亞洲財富的吸引力早就導致
了12世紀以後歐洲十字軍東征西亞的活動以及15世紀歐洲人到南亞和東亞的探險。本書
第6章從世界經濟和人口的角度考察了18世紀以後「西方的興起」和「東方的衰落」的
根源。從世界經濟和人口的角度看，亞洲經濟扮演著一個主要角色。我們的解釋包含著
三個相互聯繫的部分。通過把人口分析與微觀和宏觀經濟分析結合起來，我們確定，
1750－1850年間，人口與經濟生產力的增長率出現了一個轉折，從而導致亞洲和歐洲在
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發生了「交換」。通過對世界範圍供求關係的微觀經濟分析，
我們證明，這種關係刺激了歐洲在節約勞動和資本、產生動力方面的發明、投資與革新。
通過對亞洲和世界的周期性收入分配及其造成的有效供求進行宏觀經濟分析，我們看到，
這種有利可圖的機會是由全球經濟本身制造出來的。這些過程及其分析的結合就徹底打
破了吉卜林所謂東方和西方永不相遇的死結。
當然，這個『東方／西方」死結完全是由於割裂非洲一歐亞歷史以及世界歷史而造
成的。我們在本書卷首引用的希洛多德的名言早就警告過這種危險：西方（歐洲？）和
東方（亞洲？）之間的界線純粹是想象出來的，是西方人的一個虛構。真實的世界歷史
持續地（和周期性地？）往返跳越這種西方的「東方學」的想象分界線。在19世紀發生
了這種跳越，在對世紀也可能再次發生這種跳越。
（8）文明沖突的無政府狀態中的「聖戰與大世界』
然而，西方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依然竭力否認這種多樣性的統一，或者破壞和扭曲它。
碩學鴻儒們甚至鼓動老百姓來反對統一性，利用報刊和其他媒體動員「我們」反對「他
們」。最近一個時期，報刊成為西方碩學鴻儒們有意制造的聳人聽聞之詞的世界範圍的
載體與合唱。繼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198，1992）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伯納德﹒
巴伯的「聖戰與大世界」論（199，1995）、羅伯特﹒卡普蘭的「無政府狀態」臨近論
（1994，1996）和薩綴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論（1993，1996）。在「邪惡帝國」
終結之後，這些論調敲響了西方的警鐘，讓人們警惕新的妖魔威脅，即伊斯蘭世界以及
中國。所有這些論調都是基於一種割裂了的歷史觀，即「西方是西方，東方是東方」。
但是，在他們的眼中，這二者在一個遍佈意識形態地雷的戰場上相遇了，「西方」需要
保護自己免受世界「其他地區」（亨廷頓的說法）的侵害，尤其要防範伊斯蘭世界的聖
戰。福山宣稱，「歷史的終結」是通過西方的「自由主義」獲得的，但遺憾的是，「東
方』和「南方」還受制於各種可悲的「傳統的」『育方專制主義」。卡普蘭宣稱，由於
這些原因以及東西方之間的其他裂痕，導致了「世界無政府狀態的臨近」。
雖然巴伯發現了一種全球日益趨向「大世界」（Mcworld）的趨勢，但是他也擔憂
各種相反的、對抗的離山聖戰傾向。這些傾向竭力通過逃避向心力而獲得自我解放。巴
伯預見，從長遠看，大世界會取得勝利，但是從近期看，聖戰會造成很大的麻煩。巴伯
根本沒有想到，自古以來，分裂的聖戰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大世界造成的。《聖經》上就
說：「那已經有的，要給他更多；而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一點點也要奪走。」另外，
《聖經》和《古蘭經》都對這種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持批判態度，鼓勵受損害者和
被剝奪者反抗和糾正這種結構。因此，巴伯所預示的前景——大世界的全球化將會很快
消除它本身所制造出來的各種聖戰——是相當暗淡的。
亨廷頓走得更遠，根本否定大世界的存在。他只看到悠久的「文明」（包括「拉丁
美洲文明」和「俄羅斯文明」）之間所謂的對峙。由於他根本看不到南北的經濟分裂，
發現再也沒有東西方的冷戰，因此把未來說成是「文明的沖突」。他的這種「解釋」不
僅針對波斯尼亞的種族清洗，而且也針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沖突。因此，這種沖突使得
「西方與其他地區對抗」，雖然亨廷頓斷言，最大的威脅來自伊斯蘭教世界和中國——
又是「黃禍」！
這些煽動分裂的意識形態謾罵——很難更客氣地稱呼它們為別的什麼——在學理上
都植根於對統一的全球歷史的無知或否認。它們都假設多樣性是從來固有的，是反對統
一性的；它們鼓吹自由主義的要求和普世主義的主張，宣揚獨特的——其實是例外論的
——多樣性（據說由此而使「西方」與「其他地區」不同）。本書中所考察的以歐洲為
中心的社會理論為這些分裂主義的言行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但是，正如本書所證
明的，這種社會理論沒有歷史依據，只能以歐洲中心論的意識形態作為基礎。
這種意識形態在今天采取了新的形式。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再次威脅了人們的生存，
加劇了他們在這唯一的世界上的生存競爭。一個直接結果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後
現代主義者等等愈益感到有必要去挖掘證據，證明「這片土地過去和現在都是我的」，
因此可以通過「種族清洗」來排除其他爭取權利者，或者至少可以用『哆元文化」來抵
制其他要求權利者。遺憾的是，人們，包括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越是受到他們不
能理解和控制的世界性力量的影響和制約，他們就越是不想去了解它們。世界在他們周
圍旋轉得越快，或者說，世界越是把他們搞得團團轉，他們越是堅持「制止」這個世界
的旋轉：「我要離開，做我自己的事情！」又是十足的「按自己的方式做」的「西納特
拉理論』。
本書的宗旨則是協助人們建立一個認知基礎，使得人們承認統一性中的多樣性和贊
美多樣性中的統一性。遺憾的是，最需要這種認知基礎的人可能對此最不感興趣。而那
些論證「文明的沖突」的人，即使他們意識到本書的價值，也會調動更多的文化學和文
明論的論證來反駁本書的論點。這是因為，本書提供的證據會摧毀他們的社會「科學」
的歷史根基。說穿了，他們的社會「科學」幾乎完全是歐洲中心論的霸權意識形態的面
具。可喜可賀的是，這種東西已經在受到世界歷史進程本身的顛覆。
------------------
圖書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