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是最早一批社會科學家中的一員，而且無疑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按
照孔德、穆勒和斯賓塞對「社會學」這個術語的理解，他就是一名社會學家；也就
是說，他成功地將他的唯心主義方法應用於分析人類的社會生活，並分析其發展規
律及其穩定性的規律和條件。儘管柏拉圖具有巨大的影響，但他在這方面的教導，
人們卻一直很少注意到。這似乎是由以下兩個因素造成的。首先，柏拉圖提出的許
多社會學思想是與他的倫理和政治主張緊密相聯的，以致那些描述性的成份大部分
被忽視了。其次，他的許多思想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以致人們完全是不自覺地
因而是未加批判地吸收了它們。恰恰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社會學理論才如此
有影響。
一
柏拉圖的社會學是把思辨與對客觀事實的敏銳觀察融為一體的一種巧妙的混合
體。其思辨的基礎當然是形式論和關於普遍存在的流變與衰敗、關於生成與退化的
理論。但在這個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柏拉圖卻構造了一種驚人地切合實際的社會
理論。這種理論能夠解釋希臘城邦國家歷史發展中的主要趨勢，也能解釋在他所處
的時代發揮著作用的社會與政治力量的歷史發展趨勢。
柏拉圖的社會變化理論的思辨的或形而上學的基礎，我已做過簡要闡述。它是
恆常不變的形式或理念的世界，在空間和時間上不斷變化著的事物的世界是這個世
界的產物。形式或理念不僅是恆久不變的、不可毀滅的和不會腐敗的，而且是完美
的、真實的、實在的和善的；事實上，在《理想國》中，「善」曾被解釋為「能保
存有助益的一切事物」，而「惡」則被解釋為「能毀滅或能破壞的一切事物」。完
美的善的形式或理念先於那些摹本、那些可感知的事物，而且它們是一些如同變動
世界中的所有變化的始祖或是起點一樣的東西。這種觀點被用於評價可感知事物世
界之中的所有變化的總體趨勢和主要指向。因為假如所有變化的起點是完美的和善
的，那麼變化只能是導向遠離完美與善的一種運動；它必定趨於不完美與惡，趨於
衰敗。
這種理論可以詳加擴展。某種可感知事物越是近似於它的形式或理念，它必定
越不易衰敗，因為形式本身是不會衰敗的。但是可感知的或生成而來的事物並不是
完美的摹本；確實，沒有任何摹本可能是完美的，因為它只是對真正的實在的一種
模擬，只是現象和幻覺，並非真理。因此，沒有任何可感知事物（或許除了最為優
秀的事物之外）同其形式的近似達到了足以恆久不變的程度。柏拉圖說：「絕對而
永存的永恆不變性僅僅歸屬於萬物之中最為神聖的事物，而肉體則不屬此列。」某
種可感知的或生成而來的事物——諸如物體或是人的靈魂——如果它是好的摹本，
則最初可能發生非常微小的變化；而最早的變化或運動——靈魂的運動——仍然是
「神聖的」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變化相對）。但是每一次變化，無論多麼微小，都
一定會使事物有所改變，並且降低了與其形式的近似性，因此愈加不完美。從這一
點上看，隨著每一步變化，該事物變得越是容易變化，且愈易腐壞，因為它變得距
離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作為其「固定不變和處於靜止的原因」的形式愈發遙遠。亞
裡士多德把柏拉圖的信條解釋為：「事物因分有形式而創生出來，它們又因喪失形
式而衰亡。」這種退化過程，開始來得緩慢而後更為迅速——這種削減與衰敗的規
律——在其最後一部對話體巨著《法律篇》中，柏拉圖對這一點的描述給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這部分內容主要涉及人類靈魂的天命，但柏拉圖清楚地說明，它適用於
所有「分有靈魂」的事物；他用這個說法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所有分有靈魂
的事物都在變化」，他寫道：「…而它們變化之時，它們都受天命的秩序與規律的
支配。其特證的變化越小，它們在等級層次上開始時的下降就越不顯著。但是當變
化增大時，邪惡也在增加，那麼它們就墜入了深淵，進入人們所說的陰曹地府當中。」
（在這一段接下去的文字裡，柏拉圖提到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賦有很多美德的
靈魂，如果它與神聖的美德相通，它就可能憑借其自身的意志…，成為具有最高美
德者，並上升到尊貴的境界」。關於這種例外罕有的靈魂能夠從天命的一般規律之
中拯救自我——並且或許也能拯救其他人的問題，將在第8章中加以討論。）在《法
律篇》一書前面部分的內容裡，柏拉圖總結了他關於變化的信條：「無論什麼樣的
變化，除廠某種邪惡事物的變化之外，都是可能降臨某一事物的最嚴重的變化莫測
的危險，這些危險或者是當下的季節更替，或足風向的變化，或是肉體日常飲食的
改變，或是靈魂性質的改變。」而且，為了表示強調，他還補充道：「這個判斷適
用於一切事物，只有一個例外，就是我剛才說的某種邪惡事物的變化。」簡言之，
柏拉圖教導人們，變化是邪惡的，而靜止是神聖的。
我們現在看到，柏拉圖的形式論或理念論意味著流變的世界的發展有某種趨勢。
它導出了這樣一條規律，即這個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呵衰敗性一定會連續不斷地增大。
與其說它是有關普遍存在的不斷增大的腐敗的嚴格規律，不如說它是關於衰敗性不
斷增大的規律；也就是說，衰敗的危險或可能性在增大，但是作為例外的相反方向
上的發展並未被排除在外。因此，正如上一段引文所表明的，一個非常好的靈魂可
能不會變化與衰退，而且某種非常邪惡的事物，例如一個很壞的城邦，可能通過改
變它而得到改善（為了這樣一種改善具有價值，我們必須努力使之長期不變，即阻
止所有進一步的變化）。
《蒂邁歐篇》中柏拉圖關於物種起源的故事與這個普遍理論完全一致。按照這
個故事，男人作為動物界中的最高等級，是由諸神創造出來的；其余物種是通過一
種衰敗和退化過程從他生發而來的。首先，某些種類的男人——懦夫與惡棍——退
化而成為婦女。那些缺乏智慧的人一步步地退化成低等動物。我們聽說，鳥類是從
過分相信其感官的無害又過分懶散隨便的人們轉變而來的；「陸地動物是由對哲學
不感興趣的男人變來的」；而各種魚類，包括有殼的水生動物，是從所有男人當中
「最愚蠢、最遲鈍和……最微不足道的人退化而成的」。
很清楚這種理論可以應用於人類社會，並應用於其歷史。接著它解釋了赫西奧
德的悲觀的發展規律，即歷史衰敗的規律。如果我們要是相信亞里士多德的轉述
（在前一章中概述了其內容），那麼最初提出形式論或理念論，其目的就是為了滿
足某種方法論上的要求，即要求有純粹的或理性的知識，在變動不定的可感知事物
的情況下不可能有這種知識。現在我們看到，這種理論不只是做到了這一點。它不
僅僅遠遠超出了滿足方法論上的要求，還提供了一種關於變化的理論。它解釋了所
有可感知事物的變化的一般方向，從而解釋了人和人類社會顯示出的衰敗的歷史趨
勢。（而且它還在更多方面發揮了作用；我們將在第6章中看到，形式論還決定了柏
拉圖政治主張的傾向，甚至是實現這些主張所采取的手段。）假如，如同我認為的
那樣，柏拉圖的哲學以及赫拉克利特的哲學乃是源於他們的社會經驗，尤其是來自
階級鬥爭的經驗，以及源於那種他們對其社會世界行將分崩離析的絕望無助之感，
那麼，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在柏拉圖的哲學中，當他發現形式論能夠解釋導向衰敗
的趨勢時，形式論開始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他一定是高興地接受了這個理論，把
它作為一個最令人困惑的難解之謎的答案。赫拉克利待過去未能對政治發展趨勢給
予某種直接的倫理譴責，而柏拉圖則在他的形式論中發現了某種赫西奧德風格的悲
觀主義判斷的理論基礎。
但是，柏拉圖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他關於社會衰敗規律的
一般性的抽像思辨。確切而言，其偉大之處在於他的觀察的豐富詳盡，並在於他的
社會學洞察力令人吃驚的敏銳性。他看到了前人一直沒有看到，並且只是在我們自
己所處時代才被重新發現的事物。舉個例子來說，我可以提到他的關於社會原始階
段、關於部落的父權制社會的理論，以及從總體上看，他概括社會生活發展的幾個
典型階段的嘗試。另一個例子是柏拉圖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歷史主義，他強調政治
生活與歷史發展的經濟背景；這是一種被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名使之重新
煥發活力的理論。第三個例子是柏拉圖的最讓人感興趣的關於政治革命的規律，按
照這條規律，所有革命都是以一個分裂的統治階級（或「精英」）為先決條件；他
以這條規律為基礎分析阻止政治變化並創造社會均衡的方法，而且最近極權主義理
論家特別是帕累托重新發現了這條規律。
現在我想開始對這些要點，特別是第三點，即關於革命和關於均衡的理論，做
更為詳細的討論。
二
柏拉圖討論這些問題的對話錄，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是《理想國》、被稱為
《政治家篇》的較晚期的一部對話錄以及《法律篇》——這是他最後的篇幅最長的
著作。儘管確實存在微小的差別，但這些對話錄之間卻是彼此一致的，在某些方面
彼此相同，在其他方面相互補充。例如，《法律篇》講述了人類社會衰敗與淪亡的
故事，作為對沒有任何歷史中斷的逐步融合的希臘史前史的記述；而《理想國》的
類似段落，則以一種更為抽像的方式，提出了對政府發展的一種系統概述；《政治
家篇》仍是更為抽像地給出了一種關於政府類型的邏輯分類，僅有幾處涉及歷史事
件。同樣，《法律篇》非常明確地系統闡述了這項研究的歷史主義方面的內容。柏
拉圖在此問道：「國家的范型或起源是什麼？」並把這個問題與另一個問題聯繫在
一起：「……把國家的成長當作它們或是朝向善或是指向惡的變遷來思考，這種方
法不是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的最佳辦法嗎？」但是在社會學學說的範圍之內，惟一
一項重要區別似乎是由於看來使柏拉圖感到為難的純粹思辨上的困難。假設作為發
展的肇始之端的是一個完美的因而是不會衰敗的國家，他發現難以解釋第一次變化，
即人的墮落，這個變化使萬物運轉起來。在下一章中，我們將得知柏拉圖是怎樣嘗
試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首先我將對他的社會發展理論進行總體考察。
根據《理想國》的論述，最初的或最原始的社會形式，與此同時也是最接近類
似於國家的形式或理念的社會形態，是「最好的國家」，它是由最智慧且最神聖的
人統治的君主政體。這種理想的城邦國家如此近乎完美，以致很難理解它怎麼可能
發生變化。不過，某種變化確實發生了；而且隨著變化，引來了赫拉克利特的沖突，
這是所有運動的驅動力量。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由利己心以及尤其是物質或經濟上
的利己心激起的內部沖突、階級鬥爭，是「社會動力學」的主要力量。馬克思主義
的慣用語句「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幾近符合柏拉圖的歷史
主義，也符合馬克思的歷史主義。柏拉圖以下列順序描述四個最顯著的階段或「政
治退化歷史的裡程碑」，而且，同時是「最重要的……幾個實際存在的國家種類」。
完美國家之後出現的第一種是「榮譽政體」或「榮譽政制」，即追求榮譽與名聲的
貴族的統治；第二種，寡頭政制，即富有家族的統治；「再其次是民主政制的產生」，
這是自由的統治，這意味著不要法制；以及最後出現的「港主政制……城邦的第四
種也是最後一種疾病」。
從最後的評論中可以看出，柏拉圖把歷史看作一種社會衰敗的歷史，似乎它是
某種疾病的歷史：患者是社會；而稍後我們將看到，政治家則應該成為一名醫生
（反之亦然）——是一位醫治者，一位救世主。就像對某種疾病的典型過程的描述
並非總是適合於每一個體患者一樣，柏拉圖關於社會衰敗的歷史理論也同樣並不打
算適用於每一個城邦的發展。但這種理論卻想要描述幾種主要的政體衰退形式最早
由以產生的最初的發展進程，並描述社會變化的典型過程。我們察覺到，柏拉圖旨
在設計一個由一條進化規律支配的歷史階段體系；換言之，柏拉圖的目的在於建立
一種歷史主義的社會理論。這個嘗試經由盧梭而重振活力，並因孔德和穆勒、因黑
格爾和馬克思而風行於世；但是就那時可以獲得的歷史證據而論，柏拉圖的歷史階
段體系實際上與這些近代的歷史主義者的任一體系幾乎是一樣的（其主要區別在於
對歷史過程的評價方面。貴族柏拉圖譴責他所描述的發展，而這些近代著作家們則
贊同這種發展，因為他們相信有一條歷史進步規律）。
在詳細全面地討論柏拉圖的完美國家之前，我將簡要概述一下他關於在四種逐
步衰退的國家形式之間的轉變過程中，經濟動機與階級鬥爭所起作用的分析。完美
國家退化而成的第一種形式，即榮譽政制，也就是雄心勃勃的貴族們的統治，被說
成是幾乎所有方面都近似於完美國家本身。必須注意，柏拉圖明確地認為，在實際
存在的國家中的這種最好的而又最古老的形式，等同於斯巴達和克裡特的多利安人
的政制，而且，這兩個部落的貴族統治的確在實際上代表著希臘最古老的實存的政
治生活形式。柏拉圖關於他們的各種制度的精彩描述，絕大部分是在他敘述最好或
完美國家的幾個特定部分之中給出的，榮譽政制同完美國家非常相似（通過他的認
定斯巴達與完美國家二者之間具有相似性的信條，柏拉圖成為我想稱之為「斯巴達
的偉大神話」——至高無上的斯巴達政體與生活方式的歷久不衰而又影響甚巨的神
話的最為成功的宣傳者之一）。
最好的或理想的國家與榮譽政制二者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後者包含著一種不穩
定的因素；一度團結為一體的父權制統治階級現在分崩離析了，而且就是這種分裂
導致了下一步驟，導致向寡頭政制的退化。分裂是野心帶來的結果。「起初，」柏
拉圖提及熱愛榮譽的年輕人時說道，「他聽到他母親抱怨說，她的丈夫不是統治者
中的一員……。」因此他變得野心勃勃，並渴望著獲得榮譽。但是，在引發下一步
變化方面具有決定性的則是競爭性的和貪婪的社會傾向。「我們必須說明」，柏拉
圖說道，「榮譽政制如何變化成為寡頭政制……甚至是一個盲人也一定看得出它是
怎樣變化的……正是財庫毀掉了這種政制。」他們那些熱衷榮譽的統治者們「開始
想方設法炫耀和揮霍錢財，結果他們歪曲了法律，他們及其妻子違背法律……；而
且他們力圖在競爭中相互勝過對方。」以這種方式產生了最早的階級沖突：在美德
與金錢二者之間的沖突，或是在久已建立起來的采邑的簡樸方式與新的財富聚斂方
式二者之間的沖突。一旦富人們制訂一種「取消所有那些其財產達不到規定數量者
擔任公職的資格」的法律時，向寡頭政制的轉變就完成了。「這種變化假如以恫嚇
和脅迫不能取得成功的話，就要由武力強制實施……」。
隨著寡頭政制的建立，就形成了在寡頭與較為貧窮的各個階級之間存在潛在內
戰的一種狀態：「就像患病的身體……有時處於同它自身沖突的狀態……，這種有
病的城邦也是如此。無論何時當一方或另一方設法從外界獲得了幫助，一方從一個
寡頭統治的城邦獲得幫助，或另一方從某一民主城邦獲得幫助，它就陷於病痛且以
最微不足道的借口發起內戰。而且即使沒有任何這種外界援助，這個有病的城邦不
也是有時爆發內戰嗎？」這種內戰產生了民主政制：「當貧民獲得勝利，處死一些
人……，把另一些人流放國外，而與其余的人按平等方式分享公民權和擔任公職的
權利，民主政制就產生了……」
柏拉圖對民主政制的描述，是對雅典政治生活的一種生動逼真但又抱有極度的
敵視態度，且極不公正的嘲諷，也是對大約在柏拉圖出生的3年以前，伯裡克利以一
種至今從未有人超過的方式系統透徹闡述的民主信條的嘲弄。（伯裡克利的綱領將
在下面第1O章中加以討論）柏拉圖的描述是一份精彩的政治宣傳資料，而且，如果
我們考慮到，例如，像亞當這樣一個人，一位出色的學者和《理想國》的編輯者，
末能抗拒柏拉圖咒罵其母邦的言辭，我們就能夠覺察到它已經造成了什麼樣的危害。
「柏拉圖對民主派人物的出現的描述」，亞當寫道，「是整個文學領域內，無論是
古代的或是近代的文學中，最壯麗華美的篇章之一。」而且當同一位作者繼續寫道：
「把民主派人物刻劃成人類社會的變色龍，這種描述成為這種人物的永久畫像」時，
於是我們看到，柏拉圖至少成功地使這位思想家轉而反對民主制，而且我們會產生
疑問，當他的含有思想毒素的著作無人反對地呈現給那些資質較差的頭腦時，已經
造成了多麼大的損害……。
似乎每當柏拉圖的風格，若用亞當的話來說，成為一種「崇高的思想和形象與
語言的高潮」時，他就急切需要一個幌子遮蓋住他的論證中的破綻和漏洞，或者甚
至是理性論點的完全缺失，就像目前這種情形一樣。取而代之的情況是，他運用咒
罵的言辭，把自由與目無法紀、自由與放縱以及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與秩序混亂混
為一談。民主派被描述為恣意揮霍而又俚吝、傲慢無禮、無法無天而又鮮廉寡恥，
他們被描述為殘酷好斗而如同捕獲到的可怕野獸一般，耽於縱容一切異想天開的念
頭，僅僅為了尋歡作樂和無謂而齷齪的欲望而生活。（「他們像禽獸一樣滿足其口
腹之欲」，這是赫拉克利特談到這個問題時的說法。）他們被指責為視「崇敬為愚
行……；他們把克制說成怯懦……；節制適度和有條不紊地安排用度，他們叫做吝
嗇和土氣」，等等。「而且還有更多這類雞毛蒜皮的瑣事」，當柏拉圖嚴辭咒罵的
潮水開始減退之時，他說道，「這位老師畏懼和討好他的學生……，而且老人遷就
年輕人……以避免讓人不快和顯得霸道。」（是柏拉圖這位學園老師把這些話假借
蘇格拉底之口說了出來，他忘記了後者從來沒有當過老師，而且即使是作為一位長
者，他也從來沒有顯得不得人心和專橫霸道。他不是「遷就」年輕人，而總是充滿
慈愛之心地對待他們，例如對作為其夥伴和朋友的年輕的柏拉圖就是這樣。至於柏
拉圖本人，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不大願意「遷就」他的學生們，並同他們一起討論
問題。）「但是一旦這種充分的自由達到頂點……」，柏拉圖繼續說道，「在市場
上買來的男女奴隸們，就完完全全地同那些擁有這些奴隸所有權的人們一樣自由了……
而所有這些情況的累積效果是什麼呢？公民們的心腸變得如此柔軟溫情，以致他們
僅僅是看見受奴役的狀態，就會氣憤，而且不讓任何一個人遭受屈從於奴隸制之苦，
即使是以其最溫和的形式也不行。」在這裡，柏拉圖畢竟向其母邦表示了敬意，盡
管他是在無意之中這麼做的。雅典的民主政制以仁愛之心對待奴隸，這將永遠是雅
典民主政制的一項最偉大的勝利，而且，雖然有像柏拉圖本人和亞里士多德這樣的
哲學家的沒有人性的宣傳，他也注意到，它非常接近於徹底廢除奴隸制度。
柏拉圖更重大的貢獻是他對僭主政治特別是對向僭主政治的轉變的描述，儘管
這是出於仇恨之心。他堅持說，他所描述的是他親眼所見的那些事物；無疑，這是
影射他在老狄奧尼修斯，即敘拉古僭主的宮廷裡的經歷。柏拉圖說，從民主政制向
僭主政制的轉變，是一位公眾領袖極其容易地帶來的，他知道怎樣利用民主政制國
家裡富人與窮人二者之間的階級對立，而且成功地建立起屬於他自己的一支警衛隊
或一支私人軍隊。開始把他當作自由的捍衛者的人民，不久就會遭受奴役；而且接
著他們必須為他而戰鬥，投入「他必定要煽動起來的接連不斷的征戰……，因為他
使人民感到需要一位統帥」。隨著僭主政治的建立，就發展到了這種糟糕透頂的國
家。
在《政治家篇》中，可以找到對於不同的政府形式的非常相似的概括論述，在
那裡柏拉圖討論「僭主和君主的起源，寡頭政制與貴族政制的由來，以及民主政制
的發軔」。我們又一次發現各種不同的實際存在的政府形式被解釋為國家的真正楷
模或形式的降格的摹本，被解釋為完美國家即所有摹本的標準——據說在克羅諾斯
即宙斯之父的遠古時代曾一度存在過——的降格的摹本。一個區別是柏拉圖在這裡
區分了六種降格的國家類型；但是這一差別並不重要，尤其是倘若我們記得柏拉圖
在《理想國》中說過，討論到的四種類型並非詳盡無遺，而且存在某些中間過渡階
段，就會清楚這一點。在《政治家篇》裡，這六種類型是首先區分了三種政府形式，
即一個人的統治、少數人的統治和多數人的統治，而後得出來的。三種政體的每一
種接著又被分為兩種類型，按照它們是否通過仿效和維護其古代法律，模擬「惟一
真正的本原」，區分為其中一種是比較好的，另一種是比較壞的。以這種方式，三
種保守的或合法的形式和三種腐敗的或沒有法律的形式就被區分開來；君主政體、
貴族政體和保守形式的民主政體，按照其優劣次序，均屬於合法的模仿。但是民主
政體轉變成為它的沒有法制的形式，並進一步退化變質，經過寡頭政體即少數人的
沒有法制的統治，變化而成一個人即僭主的沒有法制的統治，後者就如柏拉圖在
《理想國》中說過的那樣，最為糟糕透項。
僭主政體即最邪惡的國家，不一定是發展的終結，《法律篇》中的一個段落裡
講明了這一點，這部分地重複了《政治家篇》的故事，並部分地與之聯繫在一起。
「給我一個由一位年輕僭主統治著的國家」，柏拉圖在那裡大聲疾呼，「……他有
幸成為一位偉大立法者的同時代人，並因幸運的機遇與之相遇。神為他想為之造福
的城邦所做的事情，難道還會比這更多嗎？」僭主政體，即最邪惡的國家，可以通
過這種方式得以改革。（這一點可與上面引述的《法律篇》中的評論觀點一致，即
所有變化都是邪惡的，「除了邪惡事物的變化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疑問，柏拉圖
在談及偉大立法者和年輕僭主時，一定想起了他自己及同年輕的僭主們進行的各種
試驗，而且特別是記起他對於改革小狄奧尼修斯對敘拉古的僭主統治的嘗試。這些
注定沒有好結果的試驗，將在後面加以討論。）
柏拉圖分析政治發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弄清一切歷史變化的推動力量。在
《法律篇》中，對歷史的全面研究就是明確考慮到這個目的而進行的：「在這個時
期裡，不是有千千萬萬個城邦誕生出來……而且其中每一個不都是曾處於所有類型
政體的統治之下嗎？……假如能夠做到的話，就讓我們找出如此之大變化的原因。
我希望因此我們可以揭示政制產生及其變化的奧秘。」作為這些考察研究的結果，
他發現了這樣一條社會學規律，即內部的分裂，由經濟性的階級利益的對抗激起的
階級鬥爭，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推動力量。但是柏拉圖對這條基本規律的系統闡述甚
至走得更遠。他堅持認為，只有統治階級本身內部的反叛能夠極大地削弱它，以致
可以推翻其統治。「任何一個政體內的變化，無一例外地產生於統治階級本身內部，
而且僅僅產生於這個階級成為紛爭的中心場所之時」，這是在《理想國》中他的慣
用語句；而且在《法律篇》中，他說道（可能是指《理想國》中的這一段話）：
「一個君主政體，或任何一種其他的政府形式，到底怎樣才能被任何人而不是其統
治者們本身摧毀掉呢？難道我們忘記了我們剛剛說過的話，即像前幾天我們所做的
一樣，當我們談論起這個問題時說過的話了嗎？」這一條社會學規律，連同對經濟
利益是分裂的最可能原因的看法，成為柏拉圖研究歷史的線索。但是它還不止於此。
它還是他分析建立政治均衡即抵禦政治變化所需要的必備條件的線索。他假定，在
古代最好或完美的國家裡，這些條件都得到了實現。
三
柏拉圖對完美或最好國家的描述通常被解釋為一個進步主義者的烏托邦綱領。
儘管他在《理想國》、《蒂邁歐篇》以及《克裡底亞篇》中反覆地堅持說，他是在
描述遙遠的過去，而且儘管在《法律篇》中的相似段落其歷史含義明確無誤，但人
們還是經常假定，其意圖是他要提供對未來的一種隱晦的描述。但我認為，柏拉圖
的用意就是他所講的內容，而且，他的最好國家的許多特點，尤其是在《理想國》
第二卷至第四卷中的描述，就是想要（同在《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對原始
社會的記述一樣）具有歷史性，或者也許具有史前史的性質。這可能並不適用於最
好國家的全部特點。例如，關於哲學家國王身份（在《理想國》第5卷至第7卷中描
述的），柏拉圖本人指明，它可能是一個僅僅屬於永恆不變的形式或理念世界，屬
於「天堂中之城邦」的一個特點。在他的描述中，這些有意為之的非歷史性的成分
將在後面連同柏拉圖的倫理一政治要求一起加以討論。當然必須承認，在他對原始
的或古代的政體的描述中，他並不打算做出一種確鑿無誤的歷史記述；他當然清楚，
他不佔有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必備資料。然而，我想，他盡其所能地做出了
重現描述古代部落社會生活形式的認真努力。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特別是因為這
個努力在大量的細節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幾乎不可能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情況，因為
柏拉圖通過對古代克裡特和斯巴達部落貴族政體的理想化描述，完成了他的生動寫
照。以他的敏銳的社會學直覺，他看到這些形式不僅是古老的，也是凝固化的和受
抑制的；它們是一種甚至更為古老形式的遺跡。而且他總結道，這種更為古老的形
式甚至更加穩定、更為牢固地被抑制住了。這種非常古老因而更加美好而又更為穩
定的國家，通過弄清它是怎樣被保持克於分崩離析，弄清階級鬥爭怎樣得以避免，
以及經濟利益的影響怎樣被降低到一個最小限度，並使之置於良好控制之下，他試
圖以這樣一種途徑，予以重視描述。這些是柏拉圖重新構想最好國家的主要問題。
柏拉圖是怎樣解決避免階級鬥爭這個難題的呢？如果他是一個進步主義者，他
可能會想到某種沒有階級的、平等主義的社會的想法；因為，例如像我們可以從他
自己對雅典的民主政制的嘲弄文字中看到的，在雅典實際上存在著強烈的平等主義
傾向。但是，他並沒有完全徹底地去構思一個可能到來的國家，而是構造了一個曾
經存在過的國家——斯巴達國家的前身，它當然不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它是一
個奴隸制國家，而且因此，柏拉圖的最好國家是以最為嚴格的階級劃分為基礎的。
它是一個等級制的國度。避免階級鬥爭的難題被解決了，但不是通過徹底廢除階級，
而是通過賦予統治階級一種不可能受到挑戰的優越地位這種方式實現的。正如在斯
巴達，只有統治階級才被允許隨身攜帶武器，只有它才擁有一切政治或其他權利，
而且只有它才接受教育，也就是在統御其人羊或其眾牲的藝術方面的一種專門化訓
練。（實際上，其壓倒一切的優越地位使柏拉圖有一點不安；他擔心其成員們「可
能撕咬這些羊只」，不僅僅是修剪羊毛，而且「扮演狼而不是按照狗那樣去行事」。
這個問題將在本章稍後予以討論。）只要統治階級是團結一致的，就不可能存在對
他們的權威的挑戰，於是，就不會有階級鬥爭了。
柏拉圖在其最好國家裡區分了三個階級，即保護者、他們的武裝輔助者或武士，
以及勞動階級。但是實際上只存在兩個等級，即軍事集團——武裝起來的受過教育
的統治者——以及未被武裝的沒受過教育的被統治者，即人羊；因為保護者們並非
單獨的一個等級，而僅僅是從各個輔助者等級被提升起來的年長的智慧的武士。柏
拉圖把他的統治等級劃分為兩個階級，即保護者及輔助者，而沒有在一般勞動者階
級內詳細地做出類似的再區分，這主要是緣於他僅僅對統治者感興趣這個事實。一
般勞動者、商人等等，絲毫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們只是其推一功能是為統治階級的
物質需要提供供應的眾牲而已。柏拉圖甚至達到禁止其統治者為這個階級的人們以
及為他們的瑣碎問題制定法律的地步。這就是我們關於這個低等階級的情況如此匱
乏的原因。但是柏拉圖的緘默並非完全沒有中斷過。他有一次問道：「沒有一點智
慧而且不值得允許其進入這個社會，但卻擁有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強壯體魄，難道這
樣的做苦工的勞動者不存在嗎？」既然這種讓人難受的話引來了一種安慰性的評論，
即認為柏拉圖不允許奴隸進入其城邦，我在這裡想要指出，這種觀點乃是一種誤解。
確實，柏拉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清楚透徹地討論在他的最好國家中的奴隸地位問題，
而且，他說最好要避免采用「奴隸」這個說法，並且我們應該稱一般勞動者為「供
應者」或者甚至是「僱傭者」，這一點甚至也是屬實的。但這卻是出於政治宣傳的
目的。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關應該徹底廢除或減輕緩和奴隸制度的最輕微的暗示。
恰恰相反，柏拉圖只是對那些贊同廢除奴隸制度運動的「心慈手軟的」雅典民主主
義者表示了鄙視的態度。而且，例如，在他描述榮譽政制這種第二好的和僅次於最
好國家的國家時，他就把他的觀點講得很清楚。在那裡，他談及榮譽政體下的執政
者：「他將傾向於嚴酷對待奴隸們，因為他正如一個有教養的人一樣鄙視他們。」
但是，因為只有在最好城邦之中，才能找到優於榮譽政制的教育，我們必然會得出
在柏拉圖的最好城邦之中存在奴隸的結論，並且一定可以認為奴隸們並未被苛待，
而是恰如其分地受到鄙視。在他對奴隸們的自以為公正善良的蔑視目光之中，柏拉
圖並沒有詳細闡述這個問題。這一結論得到如下事實的充分的進一步證實，在《理
想國》中有一個批評當時希臘人奴役希臘人的實際情況的段落，最後是以明確地贊
同奴役蠻族，而且甚至是向「我們的公民」——即最好城邦的那些公民——提出
「像現在希臘人對希臘人所做的那樣去對待異邦人」這樣的建議而告終。並且，這
一點可由《法律篇》中的內容以及在那裡采取的對奴隸們的最不人道的態度，得到
進一步的證實。
既然只有統治階級才擁有政治權力，包括使眾牲的數量保持在防止他們變成禍
害的限度之內的權力，那麼維護國家的整個問題就降低為保持統治階級內部團結的
問題。怎樣使統治者們的這種團結得以保持呢？要靠訓練和其他心理影響的辦法，
但除此之外主要是靠消除可能導致分裂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上的節制是通過實行
共產主義來實現和控制的，即通過廢除私有財產權，尤其是廢除貴重金屬的私有制，
來做到這一點。（在斯巴達，占有貴重金屬是被禁止的。）這種共產主義被局限於
統治階級，只有這個階級必須保持免於分裂；被統治者之間的爭執不值得予以考慮。
既然所有財產都是共同財產，那麼一定也存在著對婦女和兒童的共同所有制。統治
階級的任何一個成員都不能確認其子女或父母。家庭必須被廢除，或者確切地說，
必須被擴展到覆蓋整個武士階級。不然的話，對家庭的忠誠就可能成為一種可能引
起紛爭的根源；故此，「每個人應當把所有人都看作如同屬於一個家庭一樣」。
（這種建議既不像它聽上去那麼新穎，也不那麼具有革命性；我們一定記得，斯巴
達人像對私自開伙的禁令——不斷被柏拉圖作為「公餐」制度加以引用——一樣，
對家庭生活的私密性進行限制。）但是甚至是對婦女和兒童的共同所有制也不足以
保護統治階級免受一切經濟危險的威脅。避免繁榮昌盛連同避免貧困都是很重要的。
兩者都對團結構成威脅：貧困，是因為它驅使人們采取孤注一擲的手段來滿足其需
要；至於繁榮，則是因為絕大多數的變化起源於富足，起源於使危險的實驗成為可
能的財富積累。只有一種既不為極度匱乏，也不為大量財富留有空間的共產主義體
制，才能把經濟利益降低到一個最低限度，並能確保統治階級的團結。
因此，他的最好城邦的統治集團的共產主義可能起源於柏拉圖的基本的社會學
的變化規律；它是作為其基本特徵的政治穩定性的一個必備條件。但是儘管它是一
個重要條件，它卻不是一個充分條件。為了使該統治階級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團結一
致，為了它必須覺得如同一個部落即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來自這個階級之外的壓
力如同該階級的成員之間的聯繫紐帶一樣必要。這種壓力可以通過強調和拓寬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鴻溝而得以確保。認為被統治者是一個不同的且是一個全然劣
等之種族的這種感覺越是強烈，統治者之間的團結感就越強烈。這樣我們就達到了
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它是僅僅稍加猶豫之後被宣佈出來的，即在不同階級之間，不
得存在相互混同的情況。「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的任何胡亂安排或調換」，柏
拉圖說道，「都是一種背叛城邦的重罪，並應作為最卑劣的邪惡行徑而理所當然地
受到譴責。」但是必須證明這樣一種嚴格的階級劃分是正當的，而且證明其正當的
嘗試只能從斷言統治者優越於被統治者這一點來著手去做。於是，柏拉圖試圖通過
三重主張，即統治者在種族、教育和他們的價值尺度這三個方面是極其優越的這一
點，證明其階級劃分是正當的。關於柏拉圖的道德評價——當然是與其最好國家的
統治者們的道德評價相一致的——將在第6章至第8章中加以討論；因此，在這裡我
把自己限定於描述他的某些有關其統治階級的起源、生育和教育的思想觀念。（在
著手開始這種描述之前，我首先想表明我的信念，即人的優越性，無論是種族上的，
或是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或是教育上的優越性，都永遠不能成為要求某種政
治特權的理由，即使這樣的優越性可能得到證實。在當今的文明國度裡的絕大部分
人承認種族優越性乃是一個神話；但是即使它是一個已被確認的事實，它也不應該
產生特殊的政治權利，但是它卻給優越者們帶來了特殊的道德責任。應當對那些在
智力上和道德上及教育方面具有優勢的人們提出類似的要求；而且我不禁感到，某
些理智主義者和道德主義者的相反主張，僅僅是顯示了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多麼的木
成功，因為這種教育沒有使他們意識到他們自身的局限性，而且沒有讓他們意識到
他們的偽善。）
四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柏拉圖關於其統治階級的起源、生育和教育的觀點，我們就
不能忽略我們的分析的兩個要點。我們必須牢記，首先，柏拉圖是在重視描述一個
過去的城邦，儘管它與現在的國家聯繫在一起，其某些特徵在現在的各種國家裡，
如在斯巴達，仍然可以辨別出來；其次，他是著眼於其穩定性的條件來重新構想其
城邦的，而且他只是在其統治階級本身內部，尤其是在其團結一致和力量方面，為
這種穩定性尋求保證。
就統治階級的起源而論，可以提到，柏拉圖在《政治家篇》裡談到甚至先於他
的最好國家的某個時代，在那個時候「上帝本身是人們的放牧者，統治著他們，就
像人類……仍然統治著獸類一樣。那時不存在……對婦女和兒童的所有權」。這不
僅是好的放牧者的明喻說法；按照柏拉圖在《法律篇》中所說的，它必須以比那種
方式更為遵照字面原義地加以解釋。因為我們被告知，這種原始社會，甚至先於最
早的且是最好的城邦，是一個由一名族長統領的游牧山地部落。柏拉圖在那裡談及
先於最初定居的階段時說道：「……作為從其父親或母親那裡繼承了其權威的最年
長者的統治，政府產生了；所有其余的人像一群鳥兒那樣追隨他，由此形成了由父
權制權威和所有君主政體之中最為公正的王權統治著的一個單一的游牧部落。」據
說，這些游牧部落以「多利安人」的名義，定居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各個城邦，尤
其是斯巴達。這是如何發生的，並未明確地加以解釋，但當我們得到「定居」實際
上乃是一種暴力征服的暗示時，我們就理解了柏拉圖不願解釋的原因。眾所周知，
這是多利安人定居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真實故事。我們故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柏拉
圖意在使其故事作為對史前事件的一種如實的描述；作為一種不僅是對多利安人主
人種族的起源，也是對其眾牲即原住民的起源的描述。在《理想國》的一個類似段
落裡，在論述「從大地中出生者」，即最好城邦的統治階級的起源時，柏拉圖提供
給我們關於征服本身的一個神話般的但卻是非常直截了當的描述。（土生人的神話
將在第8章中從某種不同的觀點加以討論。）他們向原先由商人和工匠們建立的城邦
的勝利進軍被描述如下：「使這些從大地裡出生的人們武裝起來並使之受過訓練之
後，讓我們現在令他們在保護者的指揮之下進軍，直到他們抵達城邦。接著讓他們
四處查看以找到他們安營扎寨的最佳地點——即如果任何人表露出不願遵守法律，
以及阻擋可能如同群狼突然襲擊關在羊欄中的羊群一樣的外敵之時，最適合於控制
居民們的地點。」這一則關於一個定棲人群被一個發動占領戰爭的游牧部落（在
《政治家篇》中它等同於定居以前階段上的游牧山地部落）征服的簡短而得意的故
事，當我們解釋柏拉圖反覆重申的堅決主張，即好的統治者，無論是諸神或半神半
人或保護者，都是父權制的牧人者，而且真正的政治藝術，即統治的藝術，是一種
放牧，也就是管理和制服眾牲的藝術，這時我們必須把那一則故事牢記在心。並且，
我們必須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他對「像牧羊犬受制於牧羊人一樣，受制於國家統治者
的輔助者」的生育與訓練的描述。
輔助者的生育和教育以及由此而來的柏拉圖的最好國家的統治階級的生育和教
育，如同他們隨身攜帶武器一樣，乃是一種階級象征，因而是一種階級特權。而且
生育和教育並不是空洞的符號，而是像武器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且是確保
這種統治的穩定性所必須的。柏拉圖僅僅是從這個角度來論述的，即把它們作為有
力的政治武器，作為有助於放牧眾牲，並有助於使統治階級結成一體的手段。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重要的是，主人階級必須感到他們是一個優越的主人種族。
柏拉圖（為殺嬰辯護時）說道：「保護者的種族必須保持純正」，這時他首次提出
種族主義的論點，即我們非常細心地飼養動物，反而忽視了我們自己的種族，這個
論點他此後一直反覆重申。（殺嬰並不是雅典的制度；柏拉圖了解到它曾在斯巴達
出於優生的理由而實行過，就得出了結論，說它必定是古老的並因此就是好的做法。）
他要求同樣的規則應當應用於主人種族的繁衍，就如同由某個經驗豐富的飼養者將
它應用於狗、馬和鳥身上一樣。「如果你不按這種方式來繁殖它們，你不認為你的
鳥和狗將很快地退化嗎？」柏拉圖辯話道；而且他得出了「同樣的原則適用於人的
種族」這個結論。他所要求的保護者或輔助者的種族性質，更具體地說，就是一只
牧羊狗所具有的那些特性。柏拉圖要求：「我們的健壯武士……必須像牧羊犬一樣
警覺」，並且他問道：「就他們在天性上即適宜於保衛而言，在英勇的青年和良種
狗二者之間，想必是不存在什麼差異吧？」在他對狗的熱忱和贊賞之中，柏拉圖甚
至走得更遠，以致在狗身上覺察出一種「真正的哲學的本性」；因為，「熱愛學習
不是和哲學的態度相一致的嗎？」
困擾柏拉圖的主要困難是，保護者與輔助者必須被賦予同時既兇猛殘酷又溫厚
平和的一種性格。顯而易見，必須培養他們要兇猛，因為他們必須「以一種無所畏
懼和不可戰勝的精神抵擋一切危險」。然而，「假如他們的本性應當像那麼一種樣
子，怎麼才能讓他們避免彼此之間以及針對其余公民們的暴烈沖突呢？」的確，
「假如牧人們養著……本應照看羊群的狗，而它們不像狗那樣卻像狼一樣行事，這
將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從政治均衡，或者不如說，從國家穩定的角度著眼，這個
問題是很重要的，因為柏拉圖並不依賴於不同階級力量之間的均衡，因為那是不穩
定的。主人階級對於被統治者的敵對力量的某種控制，其專制權力以及其兇猛殘酷，
這是不必考慮的事情，因為主人階級的優越地位必須保證不會受到挑戰。惟一值得
考慮的主人階級的控制問題於是就是自我控制。就如同統治階級必須實行經濟上的
節制，即克制對被統治者的過度的經濟剝削，因此在對付被統治者時，還必須要能
夠抑制過度的兇殘。但這只有在其本性之兇殘被其溫和中和的情況下，才能夠實現。
柏拉圖發覺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因為「兇殘本性恰恰是溫和本性的對立面」。
其代言人蘇格拉底說他被搞糊塗了，直到他再次想到了狗。他說：「訓練有素的狗
天性即是對其朋友及熟識者極為溫和，而對陌生人剛好相反。」於是，這就證明了
「我們試圖賦予我們的保護者的這種性格並不同天性相抵觸」。培養主人種族的目
標就如此這般地確定下來，而且被證明是可以達到的。這種分析是從保持國家穩定
所必需的條件中得出來的。
柏拉圖的教育目的恰恰與此相同。它純粹是政治的目的，即通過把兇猛成份和
溫和成份混合而成統治者的性格，以使國家穩定。教給希臘上層階級的孩子們的兩
門科目，即體操和音樂（後者在這個詞的更寬泛的含義上包括了所有文藝方面的學
習），被柏拉圖和性格中的兇狠和溫和這兩種成份聯繫在一起。柏拉圖問道：「難
道你沒有觀察到，沒有音樂的單一的體操訓練是怎樣影響到性格，以及相反的訓練
又是怎樣影響性格的嗎？……專門只教體操會造就出過分兇猛的人，而與之類似僅
以音樂作為先入之見，則會使他們心腸太過柔軟……但我們要保證我們的保護者必
須把這兩種本性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某個神明一定是已經給了人這
兩種技藝，即音樂和體操；而且它們的目的與其說分別地服務於靈魂和肉體，不如
說應把兩根主弦協調定音」，也就是說，把靈魂的兩種成份即溫厚平和與兇猛殘酷
二者協調和諧起來。「這些就是我們的教育和訓練體制的框架」，柏拉圖這樣總結
了他的分析。
儘管事實上柏拉圖把靈魂的溫和成份同其哲學傾向等同起來，而且儘管事實上
在《理想國》後面各部分裡，哲學即將扮演這麼一種占據支配地位的角色，但他一
點也不偏向靈魂的溫和成份，或音樂的即文藝的教育這一方。在平衡兩種成份上不
偏不倚，這導致了他對文藝教育施加了同當時雅典的習慣做法相比最為嚴厲的限制，
這一點更加值得注意。這當然只是他偏愛斯巴達人的習俗而不喜歡雅典人習俗這個
總傾向的一個組成部分。（他的另一個模型克裡特，甚至比斯巴達更加反對音樂教
育。）柏拉圖關於文藝教育的各項政治原則是以簡單的比較為基礎的。他看到，斯
巴達對待其眾牲就有點過於嚴酷無情了；這是一種症候或者甚至是對某種懦弱情感
的招認，因而是主人階級剛剛開始出現的退化的徵兆。另一方面，雅典對待奴隸則
是完全的自由而懈怠。柏拉圖以此作為證據，即斯巴達有點過多地強調了體操，而
雅典自然是過分重視了音樂。這種簡單的估價使他能夠得以重構在他看來，在最好
國家的教育當中兩種成份的真正的適度分寸或真正的相互結合，並闡述了他的教育
政策的原則。從雅典人的觀點來判斷，要求所有文藝教育都應以斯巴達針對一切文
藝問題施行嚴格的國家控制的做法為楷模的主張，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不僅詩歌
而且在普通意義上的音樂，都得由嚴格僵化的審查制度加以控制，而且二者都應當
通過使年輕人更自覺於階級紀律，並且因此更樂於服務於階級利益，而完全用來服
務於強化國家的穩定。柏拉圖甚至忘記了，是音樂的功能使年輕人更為溫和，因為
他所要求的音樂形式是使他們更勇敢，即更加兇悍。（鑒於柏拉圖是一名雅典人，
他關於真正的音樂的觀點在我看來，在其迷信的偏狹上，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尤其
是若要對比當時更有啟發意義的評論的話，這一點就更明顯了。但即便是在今天，
仍有許多音樂家站在他一邊，這可能是因為他關於音樂的重要性即其政治力量的宏
論討好了他們。教育學家的情況也是如此，而且哲學家們尤甚於此，因為柏拉圖主
張應由他們來統治；這種主張將在第8章中加以討論。）
決定著靈魂教育的政治原則，即保持國家的穩定，也決定著對肉體的教育。其
目標純粹是斯巴達的教育。雅典的公民們要教育成具備通用性的多種才能，而柏拉
圖要求統治階級應當訓練成為一種專業性的武士階級，以便隨時抵抗來自國家之外
或來自國家內部的敵人。我們兩度被告知，對男孩子和女孩子們，「必須讓他們騎
上馬看看真實的戰爭；而且如果能夠保證安全，必須把他們帶上戰場，並讓他們嘗
嘗血腥味道；就像人們對那些小獵狗所做的一樣」。一位現代作家把當代極權主義
教育的特徵概括為「一種被強化的和連續性的動員形式」，他的描述的確非常符合
柏拉圖的整個教育體制。
這就是柏拉圖關於最好的或最古老的國家的理想框架，該城邦對待其眾牲就像
一個聰明而冷酷無情的牧人對待他的羊群一樣；並非過分冷酷，只有真正的蔑視…
作為既是對斯巴達的社會制度又是對它們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的條件的一種分析，
並且作為重構更為嚴格而原始的部落生活形式的一種嘗試，這種描述的確十分精彩。
（在本章裡只論述了其描述性的方面，其倫理方面將在稍後加以討論。）我相信，
在柏拉圖的著作中，許多內容通常一直被視為神話或烏托邦思辨，但用這種方法可
以解釋為社會學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如果我們考察他關於成功地發動戰爭的游牧
部落征服定居人群的神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從描述性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它
是極其成功的。實際上，它甚至可以稱作是一種有趣的（儘管可能過於全面）現代
的國家起源理論的先驅。按照這種現代理論，中央集權的和組織化的政治權力一般
是在這樣一種征服當中產生的。在柏拉圖的著作中，可能存在著比我們現在所能估
計到的更多的這類描述。
五
讓我們做一下總結。為了力圖理解並解釋他所經歷的變化著的社會世界，柏拉
圖為此提出了一種內容詳盡的系統的歷史主義社會學。他把現存的國家視為某種不
變的形式或理念的走向衰退的摹本。他試圖重現描述國家的這種形式或理念，或者
至少是要描述與之盡可能貼近相似的某種社會。沿襲古代的傳統，他把他對斯巴達
和克裡特的社會制度——在希臘他能夠發現的最古老的社會生活形式——的分析結
果，用作他的重現描述的材料，他在其中認識到了甚至是更為古老的部落社會的滯
留形式。但是為了正確使用這種材料，他需要一條原則，用以區分現存制度的善的、
原始的或古老的特徵與它們的衰退征候。他在他的政治革命規律之中發現了這條原
則，按照這條原則，統治階級內部的紛爭及其耽溺於經濟事務，乃是所有社會變化
的根源。因此重構他的最好國家就應當盡可能徹底地消滅所有紛爭與衰退的病菌和
要素；這就是說，它應當著眼於保持由它的經濟克制、其生育訓練保證的主人階級
牢不可破的團結所必須的條件，從斯巴達這個國家脫胎重建起來。
柏拉圖把現存社會解釋為理想國家的衰退摹本，這同時為赫西奧德關於人類歷
史的有些粗陋的觀點，提供了理論背景和豐富的實際教益。他提出了一種非常現實
的歷史主義的理論，該理論在赫拉克利特的紛爭中，以及在他從中認識到歷史的推
動力量及腐壞力量的階級沖突之中，發現了社會變化的原因。他把這些歷史主義的
原則應用於講述古希臘城邦的衰落和淪亡的故事，並已尤其是應用於對民主政制的
批判，他把民主政制描述為軟弱的和退化的。而且，我們可以補充說，在後來的
《法律篇》中，他也把這些原則運用於講述波斯帝國的衰退和淪亡的故事，由此開
創了一大串對於各個帝國及文明歷史的衰退與淪亡過程加以戲劇化呈現的先河。
（斯賓格勒寫的眾所周知的《西方的沒落》只是其中最糟糕的一本書，但它卻不是
最後一本。）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嘗試，而且是一種給人印象
極深的嘗試，就是要對他的有關部落社會瓦解的親身經驗做出解說和合理的闡釋；
柏拉圖的經驗同導致赫拉克利特提出最早的變化哲學的那種經驗相類似。
但是我們對柏拉圖的描述性社會學的分析仍然是不完全的。他關於衰落與倫亡
的各個故事以及幾乎全部後來的故事，顯示出至少兩項我們迄今未曾討論到的特徵。
他把這些走向衰落的社會視為某種有機體，並把衰落看成是同年邁衰老近似的一個
過程。而且，他相信這種衰落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道德退化、靈魂的墮落和衰敗，
同社會機體的衰落相伴而來。所有這一切在柏拉圖關於最早的變化理論——在數的
故事和人的衰落的故事中都扮演著一種重要角色。這個故事以及它和形式或理念的
學說的聯繫，將在下一章中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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